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的劉珞亦，曾任補習班憲法講師，長期投入公共議題與法律教育推廣。現為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法律公共媒體之一「法律白話文」核心成員與社群總監，同時為 Podcast《法客電台》、《珞亦不絕》、《公視主題之夜 SHOW》主持人。在資訊快速流動，理解卻日益斷裂的年代，他選擇站在法律專業與大眾之間，將制度、判決與公共議題轉譯為可被理解的語言。
「我從小就是一個很反抗的人。」出生於香港的劉珞亦，父母親皆為臺灣人：父親在新竹電子業工作，家庭教育主要由母親負責。劉珞亦說，家裡對他「算是蠻自由的」，父母多用說理討論，不太設限他要做什麼、讀什麼。母親後來成為家庭主婦，有較多時間理解教育議題，培養他對「權威」敏感、敢於將質疑說出口的背景。
校內成績常在前五名的他，並非乖順型的模範生。小學四年級，他看見老師體罰學生，理解「啟發」與「權力」的差別；由於家中反對體罰，他因此會直接與老師衝突，甚至上網到老師頁面留言抗議。國中進入一所校規森嚴的學校，制服與規範更緊縮，衝撞也更頻繁。
有一次，主任要全班寫悔過書，指控他們在廁所「踢門」，但他堅持「沒有人踢門」，拒寫悔過書，最後被師長包圍痛罵、逼到快哭出來才寫下去。那次的眼淚，除了來自不合理的對待，也包含對同學的失望，認清普遍的人性弱點——私下不滿，關鍵時刻卻集體退縮。
在恐懼裡站出來：反抗不是帥，是不想看不起自己
劉珞亦的「不馴服」並不浪漫，甚至常常是害怕的。「但，當下即使發抖，還是一定要講、一定要站出來。」他說，那是一種複雜的情緒：知道不做點什麼會看不起自己，但同時又感到恐懼。校園生態讓他很早就明白，即便想做倡議與反抗，但若是被當成怪人、沒人願意靠近，就不會有人跟上你的腳步。
在家庭裡，父母也不是無條件站隊。他用「case by case」形容：若校方處分荒謬，母親會鼓勵他向學校據理力爭。但若真的犯錯，父母也不會包庇。最關鍵的是，母親給他一套「如何反抗」的方法論：你若想逼迫不講理的權威和你講道理，前提是自己得把該做的事做好——成績、生活秩序都要站得住腳。否則對方只要緊抓住你的破綻，把合理的質疑也一併推倒。
從衝撞到溝通：改掉制度，才算真的改變
如果說國中時期的世界很單純——「對立面是學校的威權」——那麼高中進入以自由著稱的建功中學後，事情變複雜了：有些老師真心尊重學生、願意溝通，當你不同意師長的意見時，不能只懂得嗆聲。劉珞亦加入學生會，後來成為副會長，在與師長對接、討論政策的過程中，他學到一件事：目的不是「嗆」，而是「落實」。落實需要耐心、溝通、修正，甚至把自己的版本調整到可行為止。
他舉例，高一時他第一志願填辯論社，最後卻被分到土風舞社，甚至有人沒填辯論社卻進了辯論社，才發現社團分發制度近乎隨機。等他成為學生會副會長後，提出「全社團全面面試」的改革方案；但活動組長提醒，不是每個學生都像他一樣清楚自己要什麼，強迫全面面試反而會增加困擾。最後方案折衷：一半名額面試、一半保留志願分發，同時調整志願系統。他多年後回校演講，發現制度仍在運作，成為他至今仍覺得深刻的一次校園改革記憶。
這些經驗，也把他推向法律領域。劉珞亦說，小時候就愛看政治新聞、也能言善道，身邊人自然認為「能講的人就是要念法律」。但更深一層的理由，是他在校園衝突裡看見「規定也會錯」：法律錯了，大法官會宣告違憲、立法院會修；既然校規變動成本遠低於法律，為何在部分老師眼裡卻像不可撼動的真理？這些疑問，讓他對制度、規範與社會逐漸產生整體性的興趣。
大學進入東吳法律系，2012 年 9 月 1 日，他第一次以「自己」的身份參加「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獨自站在中國時報大樓前，看到各校都有組織團隊成群前來，反觀自己所處的環境相對冷感。他問自己：「我到底為什麼要念法律系？」那一刻，他下決心要更多參與公共議題，一個人勤跑研討會、聽座談、看政治學、社會學經典書籍；性別視野也在過程中被打開。
318 太陽花學運之後，他與夥伴創立以社會運動為主的社團，邀請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環境保育團體、平權組織到校內討論，試著把更多人帶上街頭、帶進閱讀與理解。
好奇心是民主的起點：被新知刺激，才會開始質疑
談到本土意識與公民關懷的形成，他說，起點在於——「我討厭理所當然。」凡是被告知「你一定要這樣」的事，他都會反問：不一定吧？並探索更深一層的問題本質。
他描述自己從小在政治立場相對一致的家族中長大，親戚灌輸的內容較為保守。上大學後，他覺得不對勁，選擇自我求證。劉珞亦認為，好奇心是主要關鍵。他觀察到身邊與他相近的人，往往共享著同一特質：願意追問、探索；而好奇心來自大量的閱讀與持續接觸新知。
劉珞亦回憶高中時，常跑到清大和交大圖書館唸書，翻閱政治雜誌與各類評論，從中認識許多知識分子，也嚮往自己未來能像他們一樣能寫、能講。上了大學後，他在臉書追蹤這些人物：他們去哪裡演講，他就跟著去聽。刺激越多，好奇心越旺；好奇心越旺，就越會質疑，進而拆破「本來就這樣」的生活感。
他舉例，很多人把念書當成考好大學、尋求好工作的唯一路徑，但他在 17 歲左右讀到一句話：「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而是追求知識的地方。那句話對當時的他是強烈刺激，打破了「追分到成功」的概念：高分不等於成功。知道要追求什麼的人，才能邁向成功之路。
把法律講到讓人聽得下去：補習班的風趣與法白的「社群戰場」
畢業後，劉珞亦在補習班教憲法，至今仍維持偶爾授課。他說，走進教室後很快明白：補習班老師的重點不只在「講得多完整」，而是要讓人「聽得下去」。資訊再正確，學生吸收不進去就沒有意義。於是他替自己找了一條路：讓課變有趣。他研究怎麼講笑話，把憲法判決與大法官解釋轉成更有節奏的語言，目的不是表演，而是讓學生願意跟下去，覺得「這科有趣」。
他也在課堂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學生思考不同議題。例如，談到通姦罪時，他會先抓住臺灣社會一個「很刺激、但很廉價」的直覺：很多人覺得通姦好像比殺人更嚴重，因為錢會被騙走，但「外遇」離生活太近。
接著，他會將這股情緒翻面：通姦罪看似在懲罰「外遇者」，實際上常把處罰落在女性、尤其是貧窮女性身上。他引用研究脈絡指出，通姦罪在偵查、起訴、判刑比例上，女性往往更高；但外遇更常發生在男性身上，為何最後被刑罰掃到的卻是女性？關鍵在於家庭與經濟結構。
傳統家庭中女性不是主要的經濟收入者，丈夫外遇時，妻子可能會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只告小三，因為承受不起關係破裂帶來的生計風險。但丈夫發現妻子外遇，常連「小王＋老婆」一起告，讓刑罰更容易落到女性身上。再加上通姦罪多為一年以下徒刑、常可易科罰金，真正會被關的，往往是連罰金都繳不起的人——也就是更弱勢的女性。
當社會不了解這些脈絡，就會以為自己在「伸張正義」，其實是用錯誤的評價在支持一個性別與階級高度偏斜的制度。
這種「讓人願意聽」的能力，也延伸到他在「法律白話文」（後簡稱：法白）的工作。大五時，他向當時法白的創辦人楊貴智毛遂自薦，他開玩笑自嘲：「我覺得他們最欠缺的就是我，我可以讓法律談得有趣。」而更正經地說，他一直知道：他想做教育。「社會運動重要，但在非衝撞時期，更需要有人長期把知識整理、轉譯與普及。」
2015年，加入法白初期，他寫了大量的文章，把讀到的知識內容變成可分享的文本；後來與媒體合作，轉化成更多載體，如書籍、Podcast、影音等，他仍記得那種「感覺讀書終於有用、也能被看見」的激動。
法白將知識普及化，一出場即讓人驚豔。而轉捩點出現在 2017 年：他們發現臉書不只是分享平臺，更是戰場，必須為這個社群設計一套能被看見、被理解的文案與企劃。於是他扛起社群工作，成為法白社群總監。2019 年起推出的 IG 企劃「法律歷史上的今天」專欄，後來也發展為《臺灣法曆》一書，成為帶動粉絲成長的重要專案之一。
立場不是偏見，而是把理由說清楚的勇氣
法律白話文走到第 12 年，外界最常問的是：法律這麼難懂，為何能一路走到現在？劉珞亦直言，法白從來不是把法律「翻成白話」，而是把法律「講得比較好聽、比較好懂」，讓不懂法律的人也願意靠近。
他認為法白的成功有兩個關鍵。第一，是市場空缺。過去少有以法律為主體、長期對大眾解釋時事背後法律脈絡的媒體；法白填補了這個位置。第二，是風格鮮明。法白立場清楚，支持同婚、堅持本土價值，也不避諱批判親中政策。即使因此被貼上政治標籤，他們也不閃躲，「本來就應該把理由講清楚」。
到了 Podcast 時代，劉珞亦更感受到「人大於品牌」這件事。聽眾願意收聽，不只是因為法律專業，更是因為主持人的個性與語言魅力。於是立場更不能模糊。他坦言，受夠了臺灣社會習慣「兩邊各打五十大板」的鄉愿文化。以同婚為例，他認為那是可以論證的議題。學了多年法律，如果最後只說「大家看法不同」，那才是浪費專業。
他常用拆解概念的方式討論婚姻：婚姻一定是為了生育嗎？顯然不是。許多異性婚姻也不生子。從法律角度看，婚姻更像一種制度保障——當關係破裂時，法律介入分配財產與權利義務。若婚姻核心與「異性」無必然關聯，排除同性伴侶就難以自圓其說。
他也清楚，鮮明的立場會招致攻擊。但他反而認為，模糊才是逃避。法律若只是冷冰冰的條文整理，無法真正進入社會討論；唯有承認自己站在哪裡，並清楚說明為什麼，公共溝通才有力量。
甘願做一座橋：打開提問，也承擔挫折
而經常進入校園演講的他，認為臺灣學生不敢提問，多半源於長期威權與壓抑。他會在開場直接說：「Q&A 我敢問敢答，只怕你們不敢問。」只要第一題被打開，後面的問題自然出現。他強調，答案不是重點，重點是把理由講清楚，讓人願意思考。
談到這幾年來的挑戰與挫折，劉珞亦提及曾因文案由 AI 潤稿後未仔細校對，被質疑「篡改憲法」，引發網路攻擊。對他而言，真正痛苦的是失誤連帶影響團隊。但他選擇自嘲面對，也把「有一天參與真正修憲、甚至制憲」當作目標——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
另一種挫折，則來自法律圈內部的批評。有人認為法白為了大眾而簡化，講得不夠完整。他回應，溝通對象不同，形式本就不同。學術論文有其價值，但若缺乏轉譯與公共對話，其影響力便難以擴散。「我想做的是中間的那一座橋，而橋本身就是一種專業。」把艱澀知識轉化為可理解的語言，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對於臺灣現下的氛圍，他給出較為樂觀的觀察。他認為教育現場已大幅進步，教材與教學方式都與過去不同。當年承受威權教育的一代，如今成為教師主力，許多威權式作風已逐漸退場。他在校園看到越來越多老師自發帶學生認識轉型正義、走訪歷史現場，讓公共議題走進課堂。「用心的老師真的很多。」這讓他感到欣慰。
最後談到未來，他說最大的願望其實很簡單——讓法白活下去。在仍不穩定的媒體環境中，只要能再走十年，就已意義重大。
多年來，他收到許多回饋，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流量或按讚數，而是有人私訊告訴他：「因為你們，我第一次把一則大法官解釋看完。」也有人說，原本對政治與法律充滿排斥與憤怒，但聽完節目後，開始願意多查資料、多想一步。
一路走來，從國中拒寫悔過書的少年，到學生會推動制度改革，再到補習班講台與法律白話文的社群戰場，在這個資訊爆炸卻理解貧乏的年代，劉珞亦選擇站在專業與大眾之間，做一座橋，讓更多人願意多想一步——從直覺走向理解，從情緒走向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