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投入殯葬百貨與後事服務工作的資深業者李濂淞，同時也是推動殯葬專業化與公益實踐的重要行動者。從臺東起家，經營涵蓋棺木、骨灰罐、花材與告別式用品等殯葬百貨體系。他在經歷喪親之痛後，重新反思生命意義。多年來，先後擔任台東縣與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推動證照制度、教育訓練與倫理界線，讓「告別」不只是流程，而是一項被認真對待的專業。
家庭的經濟壓力，消磨掉對生活的安全感
李濂淞的童年，幾乎是在不斷遷徙與負債中展開。由於父親經營的生意失利、債務纏身，為了躲債多次搬遷，年幼的他跟著父母親四處漂泊，沒有固定的居所，也很少有「安心」的感覺。後來雙親離家，他與兄弟姊妹被迫寄住在祖父母家中，生活才稍微穩定下來。
「其實我對童年的記憶很模糊。」李濂淞說。多年後，太太提醒他，人會自動遺忘痛苦的記憶，他說：「那可能是真的，我只記得小時候想要快點長大，脫離貧困。」
貧窮不只是沒錢，更是一種被標記的狀態。家裡欠債的消息傳開後，身邊開始有人指指點點，旁人異樣的眼光，讓他很早就知道：現實不會因為年紀小而放過任何人。
國中開始，他一邊念書、一邊打工；高中畢業後，直接投入職場，年紀輕輕的他，很快學會如何推銷、如何與人交涉，業績比大人還好。「我那時候就有一個念頭，想要替爸爸還債，改變家裡的狀況。」
出社會後，他持續幫父親扛債，甚至在結婚生子後仍未結束。為了躲避債主，他和太太輾轉各地擺攤賣衣服。夫妻倆幾乎沒有停下休息的一天。第一個孩子出生時，太太沒有坐月子，生完沒多久就繼續工作；第二個孩子快出生時，他存下了一筆錢，想讓太太好好休息，沒想到參加的互助會竟然「倒會」，錢全沒了。
「那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時候。」他形容那段日子，內心像是被整個掏空，直到一位大哥資助他渡過難關。李濂淞一家搬回臺東，租下一間月租八千元的店面，一樓做生意、二樓隔成小閣樓，一家四口就住在那裡。不是為了創業，而是要讓孩子離開宮廟旁複雜的環境。也是在那段時間，女兒被診斷出罹患罕見疾病：高雪氏症。
女兒離世後，他重新定義「工作」的意義
女兒在四、五歲時，開始喊肚子痛，腹部腫脹而堅硬。臺東醫療資源有限，轉介多次後，才確診是一種基因代謝疾病，全臺灣患者屈指可數。病情意味著需要長期治療、頻繁往返醫院，以及昂貴得難以想像的醫藥費。
在那之後，太太便帶著女兒和兒子，兩週一次往返臺東與花蓮，人生幾乎都在醫院裡度過。女兒的世界，不是校園，而是病房。她畫畫時，畫的不是風景，是醫院、醫生與病床。
「不可能放棄啊。」李濂淞說：「自己生的，怎麼可能放得下手。」為了生活與醫療費，他什麼都做，只想撐過去。女兒 6 歲那年，骨髓移植成功、13 歲入院做脊椎手術，矯正脊椎側彎。聖誕節前，女兒還期待著能出院、買新衣服，卻在過年前的某個清晨，於睡夢中離世。
那半年，他的人生幾乎停擺。
當時李濂淞已經投入殯葬百貨，女兒離世後，他無法再直視任何相關物品。「一看到，就會覺得我們在賺別人的悲傷財。」他暫時將公司交由員工與會計經營，他則是整天待在家中不出門，或是陪太太去女兒的塔位。飯桌上，太太總會問：「今天要擺三個碗，還是四個？」少了一個人的家，連吃飯都需要重新學習。
後來，他夢見了女兒。黃昏的海邊，沙灘靜靜的。女兒拍著他的肩膀，說：「爸爸，可以陪我走一段嗎？」他牽著她的手，知道她已經離開。她說：「爸爸，我的離開是必然，你不必再糾結。我的功課已經完成，接下來，是你的功課了。」
女兒的逝去，讓他看待世界多了分溫柔
醒來之後，他沒有立刻振作，但心裡某個地方有了改變。他重新回到職場，不再用過往的方式看待產業。「我開始覺得，每一個家屬，都應該被當成自己的家人。」
他看見殯葬產業的黑暗面：哄抬價格、利用悲傷，趁亂牟利。「如果家裡的人走了，你還會這樣對他們嗎？」這個問題，成為他後來所有決定的標準。
女兒離開後，他籌款投資約 320 萬，邁向葬儀百貨之路。李濂淞的角色並非第一線禮儀社，而是百貨供應端，包括棺木、骨灰罐、花材、壽衣、告別式用品等所有必要項目。他主動對合作的禮儀社說明，只要遇到經濟困難、連基本喪事都辦不起、無力殮葬的家庭，「不要募款，直接找我就好。」只要公司能提供，他一律吸收成本，不列帳、不收費。
這樣的案子，一件平均約八千到一萬五千元不等，多的時候，一個月十多件。會計看到帳目，感到心驚膽顫。「她哭著問我：老闆，你是不是不想做了？她以為公司正在清倉、準備收攤。我就跟她說，這些人已經沒有錢辦喪事了，我們再去算這些錢，沒有意義。」
那時候的他沒有任何把握，既無精算、也無預期回報，只是很單純地想著：「生死是大事，生死之外的事，都是小事。」出乎意料的是，公司並未因此被拖垮，反而逐年成長。從臺東、臺中，到臺北陸續設點，營運愈來愈穩定。
這樣的轉變，與他從小背負債務、習慣把一切換算成生存成本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對比。他坦言，「如果沒有失去女兒，我可能一輩子都會用以前的方式看世界。」
女兒，成了他生命裡最殘酷、卻也最重要的一份禮物。
當生死不再只是交易，他用行動回應社會
幾年後，他被推舉為台東縣禮儀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當選第七屆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全國性公會）理事長。上任後，積極鼓勵禮儀人員考取證照、建立教育訓練制度，認為喪葬不該只是「會做流程」，而應該成為一項被認可的專業。「如果你連基本習俗都不清楚，怎麼談尊重往生者？」
他也開始建立全國性的大體修復志工網絡。只要國家發生重大災難，立刻在第一時間整合各地修復人員，投入現場，且不收任何費用。2021 年 4 月 2 日，太魯閣號事故發生當天，他正好在臺東，原本準備去釣魚，卻在插播新聞中聽見列車脫軌的消息。一開始，沒有人意識到災情的嚴重性，直到花蓮的同業打來電話，描述有人從車廂爬出、看見大量罹難者。
「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不對了。」他立刻開車北上，便當拿在手裡，卻一路沒怎麼吃。抵達花蓮後，迅速號召修復團隊進駐現場。一待就是兩個星期。前三天沒有換洗衣物，現場不只做大體修復，更要面對無數家屬的崩潰與否認。
他記得有一名父親始終不願認領孩子，堅持「只要我不認，他就還活著」。那句話，深深刺痛他的心。「我懂那種狀態。因為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那年，李濂松以個人名義拿出 50 萬元，補貼十多天沒有任何收入的修復志工。這筆錢後來被婉拒了，也讓他更深刻的體認：有些事情，並不需要被看見。
他另外分享一個插曲。幾年前，一位朋友的員工失去孩子，喪事費用最終由他代為吸收。事情結束後，他隨手買了張彩券，中獎金額剛好足以支付那筆費用。更離奇的是，後來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夢見那個孩子拿著糖果，來向他道謝。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他笑了笑，「但很多事情，真的很難只用理性說清楚。」或許正因如此，李濂淞選擇不替自己的行動命名。他不談信仰，不談報應，只是不斷回到那個最初的念頭：如果有一天，輪到自己站在那個位置，希望被怎麼對待。
在界線之內行善：為往生者守住尊嚴，也為社會守住底線
李濂淞長期投入殯葬與後事服務的工作現場，看過太多悲傷，也看過太多被情緒與混亂吞噬的家庭。外界或許容易將「免費協助」、「公益支出」浪漫化，但在他心中，真正困難的不是付出，而是如何在善意之中，守住界線。
「無力殮葬的個案，我會先確認。」他說得直接。並非冷漠，而是看過太多並非真正無力、卻選擇動用社會善意的狀況。例如有些家庭，子女在外地工作、生活條件並不差，卻會貪圖「能拿就拿」的便宜。遇到這樣的狀況，他會當面制止：「那是眾生的錢，是要還的。」
多年來，他始終強調一件事：告別不是規模，而是出發點。一場告別式，究竟是在滿足家屬的情感需求，還是在消費往生者的名義？他認為，專業的核心在於同理，而不是推銷。「如果家屬沒有能力，就應該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替往生者完成值得紀念的事，而不是引導他們去花不存在的錢。」
除了服務對象，他對員工的要求同樣清楚。無論是會場佈置、照片處理，或第一線接待，他只要求一件事——對得起往生者。「如果能把每一場當成自己親人的告別，自然就不會敷衍。」
回頭看這條走了十多年的路，他仍覺得自己「不及格」。不是因為做得不夠，而是因為：需要被幫助的人，永遠還有更多。
談到已離世的女兒，他的語氣變得溫柔。多年來，他並不刻意與悲傷對抗，而是讓它自然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有時候，我會在心裡跟那些我幫助過的人說，如果有遇到我女兒，記得跟她說，我很想她。」
幾年前，他曾再次夢見女兒，「我夢到我站在路邊，一臺白色的車子開過來，停下、開門，我女兒走下來，跟我擁抱……我就覺得，她應該過得不錯。」
他相信，離開的人或許已經轉身走向另一段旅程，也或許仍在身邊，但至少，在這個世界上，他選擇用行動，把每一場告別，都當成值得慎重以對的行動，而最深的告別不只是放下，也是繼續把愛與力量，分享在人世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