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阿德（黃永德）出身金門，1992 年以〈強強滾〉打開知名度，並入圍第四屆金曲獎年度歌曲。由於母親病重，他暫別樂壇，返鄉金門陪伴照顧十年。母親過世後，流氓阿德重新投入創作，2015 年以《無路用的咖小》回歸，入圍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2018 年再以《溫一壺青春下酒》奪下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近年雖因鼻疾與胃食道逆流而影響聲帶，歷經兩次手術後，仍未完全復原，但新作《某乜人》，卻唱出比過往更為細膩的風格，也使得他重新感受到歌聲與生命之間，微妙且深刻的連結。
小小的金門，生死卻很近：砲彈落下是日常
流氓阿德笑說自己從小「不太唸書」，卻總考第一；同學長大後告訴他：「我們小時候都覺得你很怪。」怪的不只是成績，而是他放學不跟人玩，常獨自一人坐著讀書；他也常常代表學校比賽歌唱、作文、朗讀、演講，總能拿到名次回來。他把那段童年歸結為一個原因：家裡窮、沒有電視，甚至「小時候家裡根本就沒電」，能消磨時間的只有書。書塞滿他睡覺的儲藏櫃，一個只夠孩子鑽得進去的小空間，裡頭全是文字。
談起金門，他說：「站在我們家就可以看到對岸。」小學三年級以前，幾乎天天都有砲彈，傍晚一到，孩子們就得躲進防空洞。「被炸彈炸死」對他而言，曾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他童年時期的志願也帶著戒嚴時期的烙印。曾在作文中寫下希望能當保衛家園的軍人或是總統，也以慷慨激昂的語句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期望。那不是他的雄心壯志，而是戰地教育裡自然形成的世界觀。
國中畢業後，流氓阿德做出人生中第一個重要選擇：為了減輕家裡負擔，他放棄普通高中，十五歲離開金門，到臺北就讀高職，進入半工半讀的歲月。
15歲進工廠：七年約與廉價童工
白天工作、晚上補校到深夜，回宿舍只剩洗澡與睡覺。那年代沒有週休二日，他離家太遠回不去，索性把加班當常態。他被分配到學校體系下的壓縮機工廠，面對的是重機械與漫長產線，是個「很多人會在那裡被機器斷指」的危險環境。
流氓阿德回憶，進補校得簽七年約：前三年上課，後四年必須留在工廠。薪水只有四、五千元，工作卻比正式員工更辛苦。三年後他終於受不了，選擇解約，代價是幾乎賠光在工廠賺的錢。他無奈地說，很多同學其實成績都很好，只是家裡窮才走這條路，「困境逼我們得先活下來。」
羅大佑與街頭現場：音樂與政治意識的啟蒙
音樂最初並不在他的人生計畫。一開始只是想跟樂團一起表演、認識有趣的人。後來到樂器行當工讀生，掃地、跑腿、顧練團室，卻因此看見另一個世界：音樂人的生活像小型錄音室般自由又迷人，讓他心生嚮往。
一次偶然代唱，他獲邀成為樂團主唱，開始在中山北路一帶唱排行歌，演唱生涯就此展開。而真正改變他看世界的方法，除了羅大佑的歌詞中，對大環境直言不諱的批判，讓他第一次知道流行歌也能承載現實。還有一段難忘的親身經驗。
他說，自己從小曾因同學罵國民黨而打架。直到 20 歲那年（1988）「520 事件」，他在公司二樓看見街頭衝突，有人頭破血流逃到樓下求救，他把人護送上樓，卻看見更多人被拖走、被毆打。那一刻，他開始質疑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一個政府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對待手無寸鐵的人民？」
從戰地到街頭，他第一次意識到權力的暴行可能比砲彈更貼近生活。而這些經驗也慢慢形塑了他後來的音樂——歌不只是娛樂，而是記錄與回應。他把對權力的質疑、對勞動的體感，以及對生死的理解，寫進創作裡，唱成既銳利又溫柔的聲音。
「林強不唱了」：誤打誤撞進錄音室，三千元換來一夜爆紅
退伍後，流氓阿德先去唱片行上班，後來又去朋友新開的樂器行工作。在那裡，他遇到一名業務，兩人第一次說上話，是對方彈著羅大佑的歌，他走過去說：「你彈得好不好？我來唱。」他點唱〈戀曲 1990〉，對方聽完後驚訝地說：「也太像了吧！」流氓阿德也因為「唱得太像」，開始被找去節目上扮演羅大佑。他說，那段經驗就像個玩笑，卻也讓他第一次靠近舞臺。
真正的轉折，是他進唱片公司當助理的日子。某個星期天，一名製作人叫他去棚內幫忙，到了現場才知道是廣告案。沒想到一切都準備好後，當紅歌手林強的經紀人突然來電：「林強今天不去了。」廣告後天就要上檔，導演急著找人代唱。他說，最荒謬的是當時連歌詞都沒有，只剩「強強滾」三個字。他看著分鏡表，當場把詞填進旋律裡，直接進錄音室唱完。
錄音結束後，對方塞給他三千元。「那可能是我半個月的薪水」。他原本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沒想到廣告播出後，大受歡迎，甚至被形容：顛覆當時的廣告風格。後來他坦承，那首歌詞其實藏著批判社會與政治的意味，只是刻意寫得讓人「不那麼容易看懂」。歌詞野性地寫著：
「我需要火熱的心 溫暖冰凍已久的情
摘下面具跟我一起 強強滾
我不要一張虛偽的臉孔 我只需要你的誠實
我不要一雙說謊的眼睛 我只要你的真心」
幾天後，一箱泡麵快遞到公司——廣告公司說調查顯示，吸引消費者購買的主因之一是「歌聲」，因此送禮感謝。他在老闆的追問下脫口而出「我唱的」，等於當場自爆私接案。意外的是，老闆把他叫進辦公室，直接宣布：「明天開始你就當歌手吧，我們一個月內做一張專輯。」
名氣來得太快，也帶來另一種壓力。流氓阿德回憶，當時甚至傳出黑道想介入，老闆要他暫時躲起來，因為大家認為專輯可能會大賣。出專輯後，他果然立刻爆紅，走到哪都有人認識他。當時，他的身心出了狀況，向老闆坦承自己得了憂鬱症，「我發現自己每天很不快樂。」精神壓力不在創作，而是生活被名氣吞沒，就連走在路上、吃飯都會被認出來。媒體邀約與曝光，則讓他幾乎沒有私人生活。最後他甚至用「我可能會自殺」作為退場的極端說法，才得以離開那場突如其來的明星生活。
以台語寫詞：用搖滾與母語說話
離開風暴後，他如何找回音樂初衷？流氓阿德說，同為金門人的導演董振良拍電影〈單打雙不打〉時，透過朋友找上他。電影幾乎沒有預算，他便與水晶有聲出版社（後簡稱：水晶）談發行，作品完成後交給水晶，總監看了他寫的文案，即邀他進公司工作。
於是他在水晶從企宣、辦活動到協助歌手宣傳，什麼都做，那時的他其實只是工作人員，並沒有想再當明星。直到公司開始製作台語作品，老闆問他：「你有沒有歌？寫台語的看看。」
流氓阿德一寫才發現，自己用台語創作反而更自然。不只因為聲線與氣質適合，也因為台語能讓他更完整地表達想法。談到台語寫作，他說，中文大家太熟悉，語序變化都能理解；但台語有八個音，中文只有五個，每個字的音調都會影響旋律，因此歌詞必須更貼近語音節奏。他認為台語歌詞不只是口語，而應該像詩一樣有自己的美感。
他坦言，自己從未完全適應「明星」這個角色，上臺前依然會緊張，甚至不太敢看自己的演出畫面。他形容登上舞臺就像一種「被附身」的狀態——轉身之後，日常生活裡的阿德消失了，只剩下那個用歌聲講述不公與時代情緒的「流氓阿德」。而台語，也成了他最貼近自己的聲音。
回到金門的十年：把照護寫成歌，最痛苦竟成「最幸福」
出道十年左右，流氓阿德的母親病倒。當時他的歌唱事業正準備起飛，一家新成立的唱片公司，開出更高的製作資源與預算挖角他，就在準備重新出發之際，傳來母親生病的消息，家中的兄弟姊妹多已成家，唯有他能丟開一切、返鄉照顧。
長照把生活切成細碎的兩小時一格：起身、處理大小便、再撐回床邊。他坦言，剛開始難免抱怨，但他也說：「如果不是因為愛，不可能度過那段日子。」
照護的焦灼、失落與微弱的盼望，最後全被他寫進作品裡，連專輯的曲序也成了心境的路線圖：他提到〈天井的月光〉寫的，是母親每天十點入睡後，他才有片刻能到天井抽菸、看著那扇「半開半掩」的門。門從半掩到關上，是希望慢慢被耗盡、又慢慢學會放下的過程。他把〈寫一首幸福的歌〉放在專輯最後，因為那是走到終點才明白的答案：「最痛苦的十年，其實是我最幸福的十年，如果沒有這個機會，我不會有這麼多時間跟母親相處。」
他不避諱地說，內心曾出現過掙扎：如果能早點回臺北，就意味著母親很快就離開了；若拖了十年，代表她很長壽，但他也會就此被困住，進退兩難。但現在回頭看，他反而感謝那段「被困住的沉澱」：讓他更能感受金門那片土地、家人與他和母親之間的愛，才得以創作出後來的歌曲。
回到臺北後的轉身：聲音收斂、溫柔批判，以及「拼圖」人生
母親過世後，流氓阿德一度沒打算回臺北。他說，自己已經 40 多歲、離開太久，很難再有位置，更何況在金門生活也過得很好：吃早餐、看風景、找朋友，不必競爭。但他形容，冥冥之中彷彿有一隻手推著他往前。
回臺北初期，他關在家裡很久，害怕跟外界接觸，也忘了自己「以前是什麼樣子」。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朋友，問他們記憶中的自己——試著把過去的人生重新爬梳一遍，看能不能長出「全新的我」。他感激地說，後來遇到的經紀夥伴，信任他的每一首歌，陪他討論、找到最適合的編曲，推著他重新回到音樂幕前。
他的專輯，依然批判著世界，但方式不再相同。他說，以前像刺蝟，現在比較像「彌勒佛」；不是不在意，而是「講話會比較婉轉一點，沒那麼衝動」，甚至用夢寫出〈溫柔的暴動〉，不再用刀劈開世界，而是換一種姿勢，繼續表達。歌詞裡寫著：
「愛啊 是溫柔的暴動 是摻血的倔強 是鐵枝窗關不住的春風 春風」
《溫一壺青春下酒》榮獲金曲獎台語男歌手獎後，他的喉嚨出現狀況：胃食道逆流、聲帶受損等手術接連而來，甚至有一段時間無法唱歌。他沒有因此放棄音樂，而是去做語言與發聲訓練，學習用不同的部位與唱法詮釋。
有次，他參加歌壇前輩蔡振南的節目，對方一句話點破變化：「你這次的《某乜人》專輯，聲音比較小心，沒有以前那種張狂，反而細膩了起來。」他也承認，錄音時每一首歌都更收斂、更仔細，刻意讓它「溫柔一點」——剛開始自己聽不習慣，但後來覺得這樣也很好，像是心態與人生一起轉了彎。
回望過去，他把人生比喻成拼圖：每一片拼圖放下去時，你不知道為什麼要擺在這裡；就像很多事情看似毫無關聯，等到 50 歲，才突然看見輪廓——原來前面的每一片拼圖，都是為了後面那片存在。於是那十年的長照、再次回到臺北的害怕與重啟，以及後來的多次聲帶手術，都不再只是「失去」或「耽誤」，而是一條把他帶回自己、長出更細膩聲音的路。
他說自己寫歌，不是要當誰的心靈導師，而是安撫自己：當恐慌與沮喪來臨時，提醒自己「盡力就好」。而那句「拼圖」的回望，也像一個更有力量的結語——就算此刻看不見全貌，你正在放下的這片拼圖，終究會在某一天，成為你故事裡最關鍵的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