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生於南投、在臺南長大，他曾是華語樂壇炙手可熱的「滄桑情歌寫手」，為劉德華、徐若瑄與動力火車等歌手創作，出版數百首歌曲。然而，當市場公式消磨了創作熱情，他選擇離開臺北，回到臺南安平重新找回自己。從買地圖徒步走遍臺南街巷，到揪團開著麵包車進入社區與療養院唱歌，再到自辦「南吼音樂祭」等，他是謝銘祐，把熱愛的音樂獻給土地與人情。
謝銘祐於 2013 年推出的《台南》專輯，榮獲第 24 屆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獎」及「最佳台語專輯獎」；2024 年的《偏南》，是他「臺灣三部曲」的收束篇章，在《台南》、《舊年》之後，以宏觀的視角書寫島嶼的性格與歷史。
臺南文化底蘊成為創作的溫度
出生於南投草屯的謝銘祐，自小學開始就愛泡在圖書館，閱讀範圍廣泛，從傳記、小說到臺灣文學都有涉獵，啟蒙於黃春明、夏曼．藍波安、張愛玲的文字，也在國中老師的鼓勵下開啟創作之路。
小學一年級舉家從南投搬到臺南之後，他在這裡度過了 12 年的求學階段。對他而言，臺南是一個充滿規矩的城市：拜拜要準備什麼、逢年過節有哪些講究、就連飲食也看重風味與現場溫度。這些繁瑣的細節，在他的心中留下印記，讓他學會觀察與感受庶民風情。
他說自己至今仍無法習慣叫外送，「因為我喜歡在現場聽到廚師或老闆的聲音、聞到烹煮食物的味道，食物對我來說，也包含了人和人之間的互動。」這種對細節的要求與對人情的重視，成為了謝銘祐的創作底蘊，許多聽眾說聽他的歌會起雞皮疙瘩，就是因為旋律裡藏著真實的人情味。
十年情歌寫手風光，卻陷入市場公式低谷
年輕時就讀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的謝銘祐，熱衷於文字、音樂與故事。某次校園歌唱比賽，同學和他打賭一萬元，賭他會不會進入決賽。於是他寫下了人生的第一首歌。決賽當天，謝銘祐緊張到把歌詞全忘，只能把旋律哼完。如此荒腔走板的起點，就此點燃了他的創作欲。
退伍後，他北上進入唱片圈，一路從製作助理、幕後創作者到成為製作人。他幫劉德華寫過〈我不夠愛你〉，為徐若瑄譜下〈大麻煩〉，也曾替動力火車操刀〈再見我的愛人〉。十年間，寫下超過兩千首歌曲，獲得「滄桑情歌寫手」的稱號。
然而，這段風光的歲月，卻讓他陷入重複、倦怠與憂鬱之中。「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只為市場而寫。」謝銘祐坦言，那是他創作生涯的低谷。連他都覺得奇怪，明明熱愛寫歌，但有一刻感覺到「不想再寫了」。那是掉進市場陷阱的徵兆：不照著公式寫就賣不掉，久而久之，所有的歌「寫出來都一樣」。
轉念的種子，來自資深製作人陳秀男的一句話。兩人在飛往新加坡的航班上，陳秀男對他說：「不管是你的旋律或歌詞，即便是情歌，都有一種『特別』的味道；而『特別』是可以賣錢的。」這提醒了他，市場不會只有一種，創作也不必侷限在特定的模板。
1999 年後，他選擇離開臺北，將電腦收了起來，暫時不聽音樂，只讀書、看電影，他為此失眠、身心拉扯，便慢慢明白：真正要找的不是題材，而是「那個熱愛寫歌的自己」。
在「周到」的臺南節奏裡，讓詞曲重新長出靈魂
為何是臺南呢？他說，那裡像子宮，人在歸屬感裡，可以回到很直覺的意識，單純地吃、喝、睡，也給他一種「孤獨的安全感」。不是被丟下的孤單，而是主動選擇的獨處。這讓他重新思考：「人活在市場沒有錯，錯的是把自己交給公式。」
回到臺南後，他並沒有刻意去「找」回自己，反而是「先讓湖面平靜，真正的自己才會慢慢浮出來。」對他而言，臺南不是單純的出生地，而是一座讓他恢復「特別」的工作坊：在那裡，他學會把速度讓位給思考，讓旋律再次長出靈魂。
在謝銘祐緩慢找回寫歌的動力時，剛好臺南市政府公開徵選「市歌」比賽，一開始，他躍躍欲試，沒想到，真的開始下筆，寫過上千百首歌的他，竟然寫不出來。他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好好地認識故鄉，乾脆買了張大地圖，在沒有 Google Map 的年代，徒步把臺南一條條走過，走了整整六個月。
每走過一條路就在地圖上打勾，白天行走、晚上整理筆記。等到最後一天畫下最後一筆，他終於平靜下來，理解自己要寫的不是觀光清單，而是城市的「氣味與時間」。
他說，臺南的空氣是有味道的：廟埕的香、金紙的煙、煎魚與甜味的巷弄日常；而臺南的時間感是「慢」的，並不是動作遲緩，而是一種處世之道，「臺南人做事很敏捷，但在敏捷之前，會多做一次思考，那叫『周到』。」後來，他筆下的〈行〉、〈老城門〉，不刻意提及具象的地點描述，而是讓聽者自動從詞曲中感受到臺南專屬的風景。
選擇喜歡的創作方式，譜出感動自己的音樂
離開臺北後，他先用《圖騰》作為自我的告白與告別，深入描繪「我是誰」；從第二張專輯《泥土》開始，他選擇用喜歡的錄音方式，做各種實驗，譜出自己真正有感覺的音樂。
只是，現實從來不缺考題。第一張個人專輯的發片不走宣傳通路，他揹著 CD 到獨立書店、街角小舞臺辦手作簽售會；結算進帳時，他笑說：「每張都可能賠錢。」他清點生活中的各項開銷：在外唱民歌、幫劇團與舞團彈琴，收入不多卻穩定；半夜去大賣場挑即期食材，一次買一週份，燉一鍋滷肉配青菜；臺南房租便宜，花少少錢也能過得有滋味。謝銘祐笑著說：「我只是跟別人的享受不一樣而已。」
回鄉後，他第一次深刻感到臺南人情的「不露痕跡」。在一間民歌餐廳駐唱，老同事做店長，廚房師傅知道他靠演出與版稅過日子，便悄悄邀他「即便沒排班也來吃員工餐」。每回他到民歌餐廳表演，當天員工餐便更豐盛，但誰都不張揚。他說，臺南的人情味，正如臺南的甜，不是把糖放給自己吃，「是放在食物裡邀你一起，希望你帶著一點『甘』，記得這群朋友。」
行動舞臺唱進社區，從「麵包車」到「南吼」找回地方榮耀
把音樂還給地方，是他回臺南後的另一個實踐。他觀察到產業長期只服務「40 歲以前的耳朵」，老人家雖有回憶，卻少有專屬的舞臺享受，於是他和夥伴推起行動舞臺，開著廂型車到廟埕、樹下、安養中心唱歌，團名叫「麵包車」。曲目從經典台語老歌起步，但每一首都悄悄換過節奏與編排：第一段保留熟悉感，第二段可能替換成搖滾拍，或把前奏置改成《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的和聲走法；讓長輩在記憶與新鮮之間亮起眼睛。
他們在小型演出中，「半開玩笑」地唱起〈乞丐歌〉，就地募款，慢慢有了第一套音響、第一臺二手車，能夠跑得更遠。車在高速公路拋錨時，他們把落難照傳上網，竟被企業家看到，最後捐了一臺全新的巡演車給他們。自 2005 年起，他們在全臺長照機構已唱過一千多場，而念舊的他們，固定每兩個月就會回到兩家最早的機構演出，一家天主教、一家佛教。
某個除夕前夕，住持邀他們吃團圓飯，臨別時送上「年終獎金」——五大籃菜，全是長輩們在療養院旁自種、洗淨分類的蔬菜。他說：「我們五個人當場都哭了。那是別的酬勞換不到的回饋。」
2013 年，他號召伙伴，自主籌辦「南吼音樂祭」。動力來自某年，謝銘祐受邀到鄰近海邊小鎮的民間自辦的「蚵寮漁村小搖滾」音樂祭，眼見全村總動員，國中生在入口列隊迎賓、志工四處奔走，沒有任何公部門補助，卻湧進了上千名觀眾，連市長都到了。那種社區的榮耀感，讓他又羨慕又著急，身為在安平長大的音樂人，安平怎麼會沒有自己的音樂祭？
說做就做，才體會到行政流程的繁瑣，但他依然動力十足，因為心目中的音樂祭，從來不只是兩天一夜的派對或景點導覽，他要的是「讓大家重新認識安平」。
因此，「南吼音樂祭」定名從安平特有的自然現象出發。每年夏秋之際，南風與潮聲在港內共鳴，古籍稱作「南吼」，一種存在於空氣與耳鼓之間的嗡鳴。謝銘祐把年度壓軸命名為「南吼」（通常在 10 月第一個週六），並把前六個月鋪成「小南吼」。
他們到各角頭廟與社區開唱，邊唱邊募款，穿插在地史料與台語歌脈絡的介紹給聽眾聽：安平不是「漁村」，而是四百年的「貿易村」、安平人拜的是風獅爺、角頭文化是怎麼從安平發跡等。他們還舉辦「風獅爺復育」，邀請居民捏陶製作新風獅，強調「不開光、只裝飾」，化解顧慮；如今已有二十多尊新的風獅重新站上安平屋頂。他說：「透過安平，讓大家更認識台語及臺灣，並給臺南的孩子一個回故鄉的理由，就是初衷。」
完成臺灣三部曲，《偏南》描摹島嶼的性格與命運
《偏南》專輯讓臺灣這塊土地以不同的方式再現，謝銘祐將它放在「臺灣三部曲」的第三部：在《台南》之後，《舊年》梳理台語歌與臺灣的關係，《偏南》則是畫出臺灣人的面貌。
「臺灣在北半球的偏南位置，養成了一種性格。」他形容這座島嶼長年生機盎然，吸引尋找機會的人群匯聚——原住民、漢人、荷蘭人、日本人與戰後移民，一波波更迭；而偏南的躁熱，養成了南部居民悠閒卻熱情的特性。「你會看到既柔軟又務實、既想鬆也想拚的兩股力量，一起攜手前進。」
《偏南》沒有迴避苦難：書寫歷史流亡、政治受害、認同與離散的經驗。在他看來，這座偏南之島給了人們考驗，也給了前行的方向。「把歷史攤開看，我們現在不算糟。最可怕的是用恐懼製造沉默，現在的亂，至少還讓你能發言。」
問他為何能放下臺北的名利、回到安平自建秩序，且一路不回頭？他笑說自己也曾膽怯、也有窮到發慌的時候，但「走回頭路沒有意思，會再掉回公式」。至於製作的專輯能不能得獎，他覺得「那都是禮物，是額外多出來的。」現在的謝銘祐更在意的是，音樂能否把風的聲音、城市的氣味與人的面貌，確實留住。
從「滄桑情歌寫手」到「府城流浪漢」，從麵包車走唱到《偏南》的島嶼宏觀書寫，謝銘祐讓創作回歸到本質，把島嶼書寫成帶著呼吸、溫柔與疼痛的共同記憶。風起時，他用歌領著人群在巷弄轉彎；風歇後，臺上臺下仍各自帶著一點甘，往自己的方向、也往這座島的方向，慢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