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長女常被賦予無聲的責任，彷彿天生就該扛起一切。作家張慧慈在她的新書《長女病》中，從自身與他人的經驗出發，細膩描繪那些日常裡習以為常卻難以言說的委屈與掙扎，以用溫柔的筆觸，為無數沉默的長女，尋找一條可以自由呼吸的道路。
提到張慧慈，許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她的綽號——「小花媽」。這個稱號源自 2015 年總統大選期間，她在總統府擔任文稿幕僚，因外型與時任高雄市長陳菊相似而得名。張慧慈是一位對政治與社會議題充滿熱情的人，早在 2014 年，她就參與了民進黨的「民主小草計畫」，並曾投入 318 學運，長年關注公眾事務與社會變革。
除了政治參與，她也曾赴越南擔任臺幹，負責國際貿易工作。這段旅外經歷，讓她在朋友的建議下開設了個人社群站臺，分享異國生活的所見所感。她以生動有趣的筆觸紀錄文化衝突與工作觀察，逐漸累積人氣，成為一位廣受歡迎的網路知名作家。她的著作包括《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乾脆躺平算了》，以及近期談論家庭與性別議題的《長女病》。
在光鮮的文字與多元經歷背後，張慧慈其實背負著不為人知的壓力與辛酸。她對社會結構的敏感，以及對家庭角色的深層理解，許多都源自她身為「長女」的成長經驗。那些掙扎與責任，早已深植在她人生的軌跡之中，成為她透過創作與世界對話的起點。《長女病》不只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封寫給自己的溫柔情書，也寫給所有在沉默中長大的長女們。
我成為長女 卻也開始扛起了無形的責任
「做大姊，實在是有夠辛苦！」張慧慈感慨地說。在你我的生活中，或許都曾聽過長輩這樣說：「做哥哥、姊姊的，就是要做好榜樣。」這句話就像是一道無形的枷鎖，囚禁住每一位長男、長女們的未來人生。而在群體社會中，女性往往比男性要承擔更多的照顧責任，尤其當這樣的期待與性別同時疊加在「長女」的身上時，壓力便成為日常的一部分。
1988 年出生的張慧慈，筆名小花媽，成長在一個藍領階級且重男輕女的家庭。她是家中的長女，在她之下還有兩個妹妹與一位弟弟，由於父親和兒女們不太親近、弟弟患有腎臟疾病，母親常常帶著年幼的妹妹和弟弟一起去醫院看病，照顧家庭的責任便落在她的肩上，儘管當時年紀尚輕，張慧慈卻已儼然是個小媽媽，看顧二妹的生活作息。她甚至自國中起便開始半工半讀，大學期間也努力爭取獎學金，以支援家中經濟。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普遍認為女性不需要念太多書，作為家中長女，照顧家庭是天經地義的責任。她笑著回憶，出身工人階級的父親性格實際：「讀書讀得再爛也沒關係，只要能賺錢就好。」他認為男生才需要靠念書出頭，女生若太會讀書，反而會被人說閒話。
當時張慧慈考上了國立清華大學，但在父親的認知裡，好的大學只限於「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或是住家附近的「輔仁大學」，對於不熟悉的「清大」，他既不放心，也不認可，這讓張慧慈的升學之路一度受到阻礙。所幸，一位從美國回來的親戚告訴父親，清大是全臺第二名的好學校，父親這才開心起來，逢人便驕傲地說自己的女兒「真會讀書」。
許多長女在求學路上，常因過早扛起家庭責任而被迫放棄升學的機會。張慧慈有幸走出一條不同的路。她不只考上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並進一步深造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這段求學歷程，既來自母親對教育的堅持，也源於她身為長女的深層壓力。
「那不是由父母親明說的責任，而是一種無形的感覺，從我很小的時候就一直存在。」作為長女，張慧慈很早意識到，自己是家中最有機會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她特地跟母親盤點利弊、說服她：「妳把資源投給我，我來念書。」
多年後，張慧慈與臺大社會系藍佩嘉教授聊起這段往事，才更清楚理解：在工人階級的家庭裡，父親受限於勞動階層陽剛文化的影響，對教育較為無感，母親是否重視子女的教育，才是孩子能否翻轉命運的關鍵。這樣的體悟，加上在社會學系中學到的開拓性思考，成為她後來書寫《長女病》這本探討家中「長女」困境的重要基礎。
透過書寫 將長女之所以成病的故事記錄下來
張慧慈回憶大學修的第一堂社會學課，老師對全班學生說：「你現在的處境，不是因為父母不夠努力，也不是因為你上輩子積了什麼德或欠了什麼債，而是來自社會結構的影響。」這段話對張慧慈無異是當頭棒喝。儘管當時對社會學仍不熟悉，但從那刻起，她開始意識到，許多看似專屬於個人的困境，背後帶有更深層的社會原因，而非單純的命運安排。
「大學時期是我人生觀念顛覆最多次的階段。」她回憶道。曾經，她以為「性別」是一個無聊的議題，深入研究後才發現，性別是如此地複雜又有趣。而與來自不同階層的同學互動，也讓她第一次感受到：原來世界比自己想像中的更遼闊。
這些體悟幫助她重新檢視自己的原生家庭。張慧慈逐漸理解，父親看似沒來由地對女兒排斥，並非是個人情緒所致，而是受到一整套性別與階級的社會制度影響。身為長女的她，做出的多種決定，也非隨機的選擇，而是早已被這個社會悄悄安排好的劇本。
寫下《長女病》這本書，談的不只是性別與家庭、責任與身份，更是一段來自自身、母親，以及無數長女們的共同經驗總結。這樣的故事過去鮮少有人說出口，但卻如鬼魅般長年盤旋在許多女性的生命中，不曾真正離去。
「這真的是怎樣也說不完的『鬼』故事。」促使張慧慈動筆的契機，來自兩位編輯——前任編輯阿茉與現任編輯晏甄的鼓舞，也與她一段深刻的心理諮商經驗有關。
那段時間，她的母親因長年勞累，肝功能急劇惡化，醫生建議家人準備捐肝。而當時家中符合條件的捐贈者，只有她與小妹，龐大的壓力席捲而來。偏偏就在此時，重返政治體制內工作的張慧慈，卻遭遇到職場霸凌問題。內心壓力無處宣洩，使她出現了強烈的購物與囤物行為。幸而朋友察覺異狀，鼓勵她去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協助。
在一次次的對話中，張慧慈開始梳理那些從小到大難以說出口的情緒與故事。諮商師一邊聆聽、一邊輕聲回應，並分享自己同樣身為長女的經驗，諮商師對她說：「職場其實是家庭的延伸。妳在家中是什麼樣的角色，在職場上也往往會複製那個樣子。」這句話讓她徹底頓悟：自己長久以來不願示弱、凡事一肩扛起的武裝，早已令她疲憊不堪。身為長女的她，內心早就生病了，只是從來沒有被好好看顧而已。
也在此時，她想起自己曾在推甄臺大社會所的資料中，以「長女」作為主題所寫下的相關研究計畫。再加上，當時她與多位同事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多數的女性朋友都有著相似的「長女」枷鎖，張慧慈才開始將自己與周遭朋友的長女故事，一一整理並記錄下來。
學會不讓自己主動扛責 支持與理解讓病得癒
以文字對抗沉默，並透過故事，邀請人們重新凝視在日常家庭中，長女們身上不被看見的負擔。對張慧慈來說，寫文不是為了要對抗誰，只是想讓長女付出的愛與責任，不再是犧牲的同義詞。
「我想，在這一連串的長女魔咒中，家人的相互支持與理解是相當重要的。」在《長女病》書中，我們可以看見，成長環境所賦予的身份標籤，使得長女習慣扛下許多責任，但那不完全是出於自願。
張慧慈回憶起母親換肝時：「我記得當時總是想著，很多事情要自己一個人撐住。」直到有一次，她與弟妹們一起去吃小火鍋，坐下後，妹妹們忽然在點餐單背面寫下每個人可以分擔的家事工作，弟弟也一起加入討論，他們圍在鍋邊，熱烈而誠懇地規劃未來的因應方式。
多年後談起那段日子，張慧慈仍笑得燦爛：「我那時候覺得很開心，也很幸運。」比起過去「我一定要比弟妹更強」的堅持，來自家人真誠的理解與願意一同承擔責任，才是長女最深的慰藉與療癒。
「不要讓自己被當成理所當然的人。」張慧慈毫不避諱地說，很多長女一路走來太習慣當一個照顧者，這份習慣從家庭延伸到職場——凡事搶著處理、自動補位，像是沒有盡頭的責任黑洞。但她提醒，過度的「自動承擔」只會讓人把妳的付出看做是背景音樂，久而久之，誰也不會記得是誰撐起了一切。張慧慈認為，長女真正該做的，是從根源——家庭，開始鬆動：先問問自己，為什麼總是急著出手？然後在職場上，學著不急、不搶、不預支能量。等到公司需要人才時，再讓他人看見妳的價值，而不是一開始就把自己耗盡。
《長女病》不是要為長女平反，也不是要替誰辯護，而是忠實呈現那些藏在光亮背後的暗影。長女絕非天性堅強，只是太早學會了不喊疼。來自家庭的責任、犧牲、成全，從來不該成為一種宿命。張慧慈寫下這本書，是要把長女的故事好好說出來，讓那條艱辛又孤獨的路，不再只有一個人走。
如今，張慧慈在社會住宅與都市更新的領域持續耕耘，也悄悄孕育著新的夢想──將未來的寫作與命理結合，挖掘更多深藏於社會肌理與人心縫隙中的故事。她的下一本書，有意以父母親的離婚作為起點，書寫中年離婚的種種，不是為了悲情，是要告訴世人：離開不適合的關係，並非失敗，而是一次選擇幸福的勇敢。
張慧慈始終相信，當一個人願意誠實書寫，世界就會因此多一點溫柔，多一條可以同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