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MPAS，後簡稱影藝學院）所舉辦的奧斯卡金像獎典禮（後簡稱奧斯卡），象徵著電影工業的最高榮耀；如今，串流平臺崛起、全球票房重心東移、好萊塢影響力鬆動的時代，這座小金人依然具備分量嗎？
影藝學院成立於 1927 年，自 1929 年頒發首屆奧斯卡以來，這場年度盛會見證了電影工業從製片廠制度、明星體系，到全球化與數位化浪潮的轉變。今年奧斯卡即將邁入第 98 屆，並於臺北時間 3 月 16 日上午舉行。儘管過去十年的收視人口逐年下滑，但從全美各大影評人協會獎到金球獎、工會獎與英國電影學院獎所串連起的熱鬧「獎季」，仍能牽動全球影迷的目光。
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是正確的嗎？
奧斯卡不只是頒獎典禮，亦是一面映照時代價值與產業權力的鏡子。不同於小評審制的金馬獎、坎城影展等，奧斯卡獎採用會員投票制，投票人數高達萬人，選出來的作品，不僅能反映出業界人士對於特定作品的喜好與認可，更呈現出當時的社會氛圍。
我們以李安導演的《斷背山》當作例子，奧斯卡頒獎之前，《斷背山》幾乎橫掃當年各大影評人協會與電影工會獎，代表這部作品深受業界人士的肯定，被看好能順利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然而，《斷背山》的得獎呼聲越高，反同的言論也越強烈，一場頒獎典禮，演變成平權大戰，最終反倒是呼聲較低的《衝擊效應》開低走高，奪得最佳影片，成為當年奧斯卡獎最大的爆冷意外。
事實上，奧斯卡獎更像是一場大型的「競選」活動，背後有行銷團隊負責操作口碑，試圖影響會員的投票意向。而獲獎除了能增加片商與作品的能見度，也透過誰得獎、誰落選，進行對政治、性別、女性、種族等議題的宣言與表態，而非純粹地以藝術性論高下。
奧斯卡太「白」，種族問題浮上檯面
那麼，第一部真正以同志為主題的最佳影片是哪部作品？答案是 2016 年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與《斷背山》相隔了 11 年之久。《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獲獎，不僅反映出好萊塢對於同志議題的接受度提高，也凸顯了從《自由之心》、《逃出絕命鎮》到《月光下的藍色男孩》，黑人族群在好萊塢地位的轉變，開始擁有更為多元的銀幕形象。
而在今（2026）年，萊恩．庫格勒（Ryan Coogler）執導的《罪人》，以驚悚恐怖類型打底，包裝美國黑奴與殖民議題，該片不但在美國創下亮眼的票房成績，也深獲得專業人士的喜愛，以 16 項提名數，一舉打破《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鐵達尼號》（Titanic）和《樂來越愛你》（La la Land）等片保持的 14 項提名紀錄。
非裔演員的奧斯卡之路，早在 1940 年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飾演姆媽的非裔演員海蒂．麥克丹尼爾（Hattie McDaniel），便以精湛演出，拿下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諷刺的是，當年美國仍有種族隔離政策，導致海蒂一度被禁止出席頒獎典禮，經由製作人大衛．O．塞茲尼克（David O. Selznick）多方斡旋，才終於獲准出席典禮，但必須與入圍的白人主創團隊分坐不同位置。
不過，海蒂．麥克丹尼爾的獲獎，並未改變非裔「女性」在好萊塢的地位（非裔男性的獲獎機率高於女性，但仍屬少數），影迷得再等上半世紀，才出現第二位非裔女演員獲獎。電影《第六感生死戀》中，琥碧．戈柏（Whoopi Goldberg）飾演的神棍靈媒，意外發現自己真的擁有通靈能力後，被捲入一場謀殺案中。精彩逗趣的演出，不但讓琥碧．戈柏拿下奧斯卡女配角獎，甚至在兩年後，成為史上第一位主持奧斯卡頒獎典禮的黑人女性。
從武打明星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斯卡影后的亞洲人
奧斯卡演技類獎項的入圍名單太「白」，是過去數十年來最常被提出討論的焦點，而隨著時代思維的改變，奧斯卡的入圍名單也變得多元。2002 年，奧斯卡獎首度出現影帝、影后皆是非裔演員，分別是以《震撼教育》（Training Day）奪獎的丹佐．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以及憑《擁抱豔陽天》（Monster's Ball）獲得影后殊榮的荷莉．貝瑞（Halle Berry）。
丹佐．華盛頓並非首位獲頒奧斯卡影帝的非裔演員，薛尼．鮑迪（Sidney Poitier）在 1964 年就已經以《原野百合花》贏得影帝。而除了這兩位演員，奧斯卡史上共有五名非裔演員拿過男主角獎，但截至目前為止，荷莉．貝瑞仍是唯一一位獲獎的非裔影后。
亞洲演員部分，擁有印度血統的班．金利斯（Ben Kingsley）以傳記電影《甘地》榮獲男主角獎、吳漢潤以《殺戮戰場》奪得男配角獎，他在獲獎後，來臺拍攝朱延平導演的《異域》，而廣為臺灣觀眾所熟知。
近年最讓臺灣影迷驚喜的奧斯卡得獎名單，莫過於由臺裔導演關家永和美國導演丹尼爾．舒奈特聯手執導的《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這部科幻親情喜劇，不但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等獎項，甚至讓從影多年、以動作和武俠片型走紅的楊紫瓊，登上奧斯卡影后寶座，成為史上第一位榮獲影后獎的亞洲演員。
得獎名單凸顯女性在業界的困境
我們接著將目光轉向女性工作者，發現狀況也十分相似。儘管美國是多種族融合的社會，但翻開歷年的奧斯卡得獎名單，卻是呈現出一面倒的態勢，獲獎者幾乎全是白人男性，非裔、亞洲人的提名與獲獎機率皆低，而女性的奧斯卡之路更加崎嶇難行。
1977 年，里娜．韋特繆勒（Lina Wertmüller）成為首位入圍最佳導演獎的女性；到了 2010 年，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才終於以《危機倒數》（The Hurt Locker）成為第一位獲獎的女性導演。
綜觀奧斯卡史，女性提名最佳導演的比例僅不到 10%，攝影、音效等技術類別，入圍的比例更低，歷屆奧斯卡獎，僅僅只有四名女性攝影師獲得奧斯卡的提名肯定，包含以《罪人》入圍攝影獎的奧特姆．杜拉爾德（Autumn Durald Arkapaw），如果奧特姆今年能順利拿獎，將成為奧斯卡史上首度獲獎的女攝影師。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名女性攝影師的入圍，全數集中在 2018 年之後，說明業界並非沒有女性攝影師，而是早年影藝學院成員的單一化（白人男性為主），影響了奧斯卡獎的結果。數字不是偶然，而是結構的結果。近年來，影藝學院進行改革，女性與不同種族的會員比例逐年提升，才讓奧斯卡獎的入圍名單變得多元和平均。
這個世界為何需要影展？
這個世界需要影展嗎？喜劇片、劇情片、恐怖片，不同類型的作品，怎麼分出高下？影展存在的目的，除了給予創作者鼓勵，也有商業的考量，一般的爆米花電影，得獎與否對電影的票房影響相對較小。然而，小成本的獨立電影或觀影門檻較高的文藝片，就很需要影展的推波助瀾，期待能打開知名度。
對臺灣來說，電影若能入選大型影展，甚至獲獎，對於本土電影有著正面幫助，也能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是一個有利的文化宣傳管道。臺灣從 1950 年代便積極推舉電影參賽，直到 1994 年，才以《囍宴》首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外語片於 2019 年更名為最佳國際電影）。1995 年，李安導演再以《飲食男女》擠入奧斯卡外語片入圍名單中，知名度大漲，也打開了李安前進海外拍片的契機。
2000 年，李安為能一圓武俠夢，集合中國、香港、臺灣的資金與技術人才，完成《臥虎藏龍》，這部片在美國成為跨文化的現象級作品，全美票房突破 1 億美元，成為北美影史票房最佳的外語片。2011 年，《臥虎藏龍》受到奧斯卡評審的青睞，共獲得十項提名，最終拿到四座獎，包括臺灣至今唯一的一座奧斯卡外語片獎。
西方影迷紛紛盛讚《臥虎藏龍》的成就，但亞洲影迷的評價卻是兩極化。這指出了影展雖然能為作品加冕、為某種價值背書，卻也在無形中形塑出「什麼樣的電影才重要」的觀點。影展既是美學競技場，也是意識形態的戰場。得獎名單的更迭，映照的是時代風向與階級權力的轉移，而不只是藝術高下的裁決。
世界需要影展。需要一盞聚光燈，照向獨立創作者；需要一份榮耀，為小眾電影打開市場；也需要透過爭議與討論，指出時代存在的偏見與短視，例如教科書等級的經典之作《大國民》（1941 年，Citizen Kane），入圍九項奧斯卡獎，最後僅拿到原著劇本獎。隨著《大國民》的影史地位不斷攀升，呈現出不同時代的美學品味差異，當年令觀眾驚豔的蒙太奇（Montage）手法、非線性敘事結構，如今已是影視創作中常見的表現方式。
奧斯卡即將屆滿百年，它見證了電影工業的擴張與興盛、衰退與轉型，也見證了種族、性別和文化版圖的重新分配。它是時代的鏡子，卻不是時代本身。當我們為紅毯與獲獎作品歡呼時，也許更應該回到銀幕前，重新思考：電影真正留下的，不是獎項數字，而是它如何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主圖來源／奧斯卡金像獎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