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著春雨。
1970 年 4 月 24 日,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在美國進行訪問。他搭車前往紐約廣場飯店,參加美東工商協會的餐會。飯店外聚集一群來自臺灣的海外人士,高舉標語,訴求臺灣獨立。蔣經國在維安人員的保護下走入飯店,一名外貌清秀的年輕男子黃文雄快步接近他,從懷中拿出預備好的手槍,意圖開槍行刺蔣經國。維安人員發現黃文雄的行動,及時制止,現場陷入混亂。黃文雄的夥伴鄭自才見行動失敗,趨前幫忙,遭到警方以警棍重擊頭部,失去反擊能力。兩人隨後被送往監獄,這起行動以失敗告終……
拍攝一部紀錄片,資料的蒐集與調查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而想要完成一部幾乎被歷史「消音」的紀錄片,更是難上加難。
戒嚴時期,由臺灣獨立建國聯盟成員所策劃的刺蔣行動,觸動了國民黨政府的敏感神經線,當時的臺灣媒體刻意壓制對此事件的報導,而與案件有所牽連的人員為求自保,紛紛銷毀相關的文件紀錄。

「沒有影像、沒有聲音、沒有資料、沒有信件,所有的證據不是被藏起來就是遭到刪除,這個故事能怎麼說下去?」前公共電視總經理馮賢賢語重心長地說。
擁有多重身分的她曾任金馬獎評審、人權影展的策展人,同時是許多知名作品的製作人,包括創下票房佳績的紀錄片《無米樂》,以及近年討論度甚高的影集《國際橋牌社》等等。而長年關注政治、人權與自由議題的她,也正是刺蔣案紀錄片《春雨 424》的導演。
被忽視的第三名刺客 沉默的女性之聲
全長四集的《春雨 424》,前後共花了六年時間才完成。大部分人談起刺蔣案,會將焦點擺在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人身上,但馮賢賢在蒐集到資料的過程中,注意到這場刺殺行動中,還有一名「刺客」隱身在歷史背後,幾乎不被看見,她是黃文雄的妹妹、鄭自才的前妻——黃晴美。

「行刺一個威權統治者的大事件,除了鄭自才和黃文雄,原來還有第三個人,那就是黃晴美。行刺的手槍是放在她的皮包裡被帶到現場、刺殺行動前的兩次場勘,是由她跟黃文雄負責。事件發生後,黃晴美除了要獨自撫養孩子,還要擔任營救丈夫與兄長的橋梁。她的每一項行動都非常地有智慧與堅決。對我來說,黃晴美不單單是歷史的旁觀者,更是一個積極的行動家。」
談起黃晴美,馮賢賢難掩對她的認同與抱不平,她說:「女性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常常是被抹滅的,所以歷史的英文才會叫做 HIStory,而不是 HERstory。我想為黃晴美平反,我想把她的故事放進這個歷史中。一開始就是這麼單純的一個想法,促使我拍攝《春雨 424》。」
用自身經驗回應社會的不公義
馮賢賢對於黃晴美有著如此強烈的共鳴,或許是在她的身上,看見了與自己相似的信念:做事不要怕得罪人,就怕一件值得做的事,會受到大環境的陋習影響而停滯不前。
年輕時的馮賢賢,曾被大學教授性騷擾,當時的她跟校方反應這件事,卻反被要求寫一封自白書。「我是受害者,卻要寫自白書。戒嚴時代就是這樣子。」寫完自白書後,事情不了了之,該名教授仍繼續在校內擔任教職數十年。

最近幾年,臺灣社會掀起 Me too 運動,馮賢賢在個人臉書上重提往事,她的目的不是要追求曝光,而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為女權努力,我想說那我也貢獻一個例子好了。」說出自己的遭遇,是要證明社會對於性騷擾慣犯的處置態度常常是消極且毫無作為,才會導致女性受侵犯的事件層出不窮,難以得到改善。
身處在父權主導的社會,敢言又拒絕示弱的女性,很容易被看做是對威權的挑釁。職場上,有人形容作風明快的馮賢賢是一名難搞的主管,她不以為意,反倒義正詞嚴地說:「職場上欠缺原則的人,不會是我的朋友。鄉愿的、欺負人的、看見不合理的事情發生,什麼都不做的人,也不會是我的朋友!」如此有話直說的性格養成,受惠於父母親賦予其的自由空間,讓大學時期就開始接家教、翻譯等工作賺錢的馮賢賢意識到,唯有經濟獨立才能盡早追求理想人生的現實面。
解嚴後 爆發出短暫且難能可貴的自由風氣
成長於戒嚴時期的馮賢賢,受不了臺灣社會壓抑、鬱悶的氛圍,於是在 1979 年搬去美國居住。當時臺美剛剛斷交,踏上美國土地的她,一接觸到民主國家的自由空氣,便決定一輩子留在美國,不再回到苦悶的臺灣。然而,臺灣在 80 年代經歷政治的巨大變動,隨著解嚴、媒體業百花齊放,得知政府準備籌備公共電視後,對新聞業充滿理想又敢衝敢拚的馮賢賢,違背自己的誓言,於 1992 年乘著自由之風,重回到家鄉的懷抱。

回到臺灣的她,成為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的一員,籌備會初期對於公視的未來方向仍未有明確的想像,工作推展緩慢。當時馮賢賢獲邀前往澳洲參加紀錄片影展,看到一部探討白人如何用殖民手段對原住民文化帶來巨大傷害的紀錄片,令馮賢賢深感震撼。
而後,某次與熟悉原住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江冠明聊天的過程中,江冠明提及原住民在職場上飽受歧視,很難得到好的工作機會。江冠明建議馮賢賢可以利用公共電視的資源做原住民記者的培訓,讓原住民可以在電視上為自己發聲。
深受這個概念吸引的馮賢賢,於 1994 年提出原住民電視人才培訓計畫,招訓 24 名原住民投入影像工作,並晉用 11 名結訓學員,成為公視記者。「我把預算壓得很低,只花了一百萬元,想說這樣子人家就不會眼紅。」這項計畫推出後,果然受到許多媒體的報導與關注,為日後的原住民族電視台、客家電視台等奠下堅實的基礎。
留下來 是熱愛的事能夠帶來改變相信

然而,如此具有前瞻性的培訓計畫,卻也曾經遭到嫉妒而被刁難,最後在眾人的堅持和努力下才讓計畫順利進行。職場鬥爭的問題存在世界各國,臺灣長期受到黨國教育的影響,官鬥的問題又更為嚴重。有人問過馮賢賢,妳為何不回去美國,還願意留在臺灣奮鬥?她堅定地說:「我已經選擇回來臺灣,就要在這邊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而且,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既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完美的,那麼選擇留下來的理由,或許是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能夠為生活的土地帶來一些改變。就像刺蔣案的鄭自才和黃文雄,流亡海外近 30 年後,才終於能夠返回故鄉。他們被迫與家人分隔兩地,圖的不是能在歷史上留名,而是希望一場刺殺行動,可以為如死水般凝滯不動的政治環境,帶來一點點改變的可能性。
用春雨攪動沉睡的根 帶來改變的契機

《春雨 424》最初的片名叫做《那一槍》,直接指涉刺蔣事件的犯案工具。但馮賢賢最終選擇以更富詩意與想像空間的《春雨 424》當作片名。她解釋道,若僅以「那一槍」命名,焦點便落在暴力本身,彷彿這只是一次暗殺行動。然而,這段歷史所承載的,遠不止於此。
「這個故事的真諦,其實是關於反抗與愛。刺蔣行動的目的,是出於他們對臺灣的關愛。」當馮賢賢想要為這部作品找出更適合的名稱時,她想起刺蔣行動當天正好下起春天的雨,腦海中不禁浮現出英國詩人 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的前四句話。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
從死寂的土地上孕育出丁香
混合記憶與慾望
用春雨去擾動呆鈍的根鬚。」
這四句話,恰好呈現出《春雨 424》試圖傳遞的精神——在最壓抑的時代裡,仍有一股潛藏的力量,翻攪沉寂的土地,喚醒沉睡(壓抑)的躁動之心。《春雨 424》不只是一部反抗權威的紀錄片,更是一封寫給未來臺灣的備忘錄。它紀錄了黃文雄、鄭自才、黃晴美的生命軌跡,同時映照出導演馮賢賢的個人信仰:在充滿挑戰的崎嶇道路上,仍堅持對正義的追求;在渾沌不明的黑暗中,努力鑿出一道真相的微光。
◆收視管道
紀錄觀點《春雨 424》四集系列,將於 6/19、6/26 周四晚間十點公視首播,「公視+」影音平臺同步上架,特別開放美國、加拿大、瑞典觀眾觀看 180 天。
《春雨424》90S 預告:https://youtu.be/CfCqRIFCK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