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90 年代《青少年哪吒》開始，李康生便成為導演蔡明亮電影宇宙中最重要的靈魂人物。他並非科班出身，而是在公館大世紀戲院旁的電玩店打工時，被蔡明亮發掘，之後以近乎「與生命同步成長」的表演方式，成為國際影壇辨識度最高的華語演員之一。而他放下演員身分，手執導筒的《不見》、《幫幫我愛神》，獲得國際影展獎項肯定，奠定其作者型創作者地位。多年來，他以沉默、疲憊而充滿身體感的演出，呈現都市人的孤獨與欲望，也讓「李康生」成為一種關於時間與生命狀態的象徵。
從永和少年到「小康」：李康生的非典型演員之路
出生於永和的李康生，父親是外省老兵，母親是本省人，兩人年紀相差近兩輪。父親退伍後從事勞力工作，收入不多，卻把所有錢都拿來讓孩子讀私立學校。李康生回憶，父親管教嚴格，甚至會體罰孩子，但他的核心期待很單純：「希望我們好好讀書，不要學壞。」
高中畢業後，李康生曾想追隨兄長的路，報考大眾傳播，想做導演或與傳播相關工作，但連考兩年都未錄取。為了賺取補習費，他上半年工作、下半年補習，在南陽街一帶混了兩三年。那段時間，他曾到西門町夜總會當少爺，也到電動玩具店工作。回想自己的青春，他說：「那時候好像沒什麼青春，對我來說就是工作。」
後來，李康生在公館大世紀戲院旁的電玩店工作。店長覺得他夠機靈，便派他在外面「把風」，手上拿著對講機，若有警察臨檢或便衣靠近，就通知店裡拉下鐵門。
某天，蔡明亮到大世紀戲院看電影，看見李康生坐在摩托車上把風，便上前詢問他是否願意演出電視單元劇。當時李康生覺得蔡明亮很年輕，「不像導演的樣子」，隔天還特地帶同學一起去試鏡。
第一次試鏡，蔡明亮把他帶到公司樓梯間，要他演一個欺負小孩的高中生。沒有表演經驗的李康生，只懂得依照導演要求演出，最後雖然幸運被選上，卻在開拍兩三天後，讓蔡明亮一度感到後悔，覺得他「不會演戲」。演出時，蔡明亮要李康生表演自然一點，拍了幾次後，依然不甚滿意。李康生忍不住抱怨說：「我就是這樣，這是我最自然的狀態。」沒想到，這種比別人慢半拍的身體節奏，後來反而成為蔡明亮電影中最重要的風格來源之一。
而在拍完《青少年哪吒》後，李康生正式走上演員之路，但讓他對「演員」職業產生不同看法的，是《愛情萬歲》。那是臺灣電影第二度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肯定（註）。在《愛情萬歲》之前，李康生多半只會聽從導演指示，從這部片起，他開始「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東西。
由於蔡明亮拍片，通常只會給劇情大綱，幾乎沒有完整對白，加上習慣用一鏡到底的方式拍攝，演員必須在導演給出指令後，自行補上表演細節。李康生認為，《愛情萬歲》裡的三個主要角色：一個房仲業者、一個賣衣服、一個販售靈骨塔，他們都沒有真正的家。而他所飾演的「小康」一角，儘管不多話，卻能透過肢體語言，讓觀眾看見主流敘事中，少被長久凝視的寂寞。
註：臺灣第一部榮獲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的作品是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1989年）
病痛、身體與報恩：一個演員如何把人生演成電影
小康這個角色，一路從《青少年哪吒》走到《郊遊》，不只記錄銀幕人物的變化，也映照出李康生自身的生命處境。在《郊遊》片中，他扮演在街頭舉牌討生活的父親，一個在臺灣時常見到卻常常受到忽略的「風景」。李康生說，那個角色很符合自己當時的心境：「我一直很努力演戲，但好像沒有被大家看到。」
即使《愛情萬歲》獲得國際大獎，李康生仍感受到臺灣電影對演員的評價，是以票房作為標準。即使蔡明亮的作品在國外頻頻獲獎，在臺灣卻不一定被大眾所接受。這也讓他在拍攝《郊遊》時，感受到一種「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涼。片中他唱起〈滿江紅〉時，角色的壓抑、難過與挫敗，便顯得格外地有重量。
而在談到與蔡明亮三十多年的合作經歷，李康生形容他們是「互相扶持、互相安慰」的夥伴。雖然蔡明亮的作品，幾乎都能入圍國際影展，但入圍不一定能得獎，蔡明亮有時得失心太重，心情低落，李康生便會在旁鼓勵。兩人的關係，早已超過工作，在生活中彼此支持。
李康生坦誠地說，自己從未想過不再演蔡明亮的電影，因為「飲水思源」。現在演蔡明亮的戲，像是在報恩。只要對方有戲找他，他就會去，從不主動談片酬。
這份情誼，也與他的病痛經驗緊密相連。2013 年，李康生以《郊遊》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半年後，便中風了。2014 年，他隨蔡明亮《行者》系列舞臺劇《玄奘》，赴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首演。當時下飛機後，身體出現異狀，左腦有阻塞，右半身幾乎不能動。一開始他和團隊都不知道是中風，直到去醫院檢查，醫生表示若住院就不能演出，巡演可能因此開天窗。
那次歐洲巡演有近十人同行，演員卻只有李康生一人。蔡明亮一度想自己上場替代，但李康生看了排練後，決定拖著半邊不能動的身體上臺。「不管身體怎麼樣，是個演員，死都要死在舞臺上。」原本一個半小時的戲，因他的身體狀態，有時演到超過兩小時。他反而覺得自己像玄奘的化身，真正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的苦。
中風後四年，身體恢復緩慢，李康生卻仍接拍《沙西米》、《樓下的房客》等作品，靠著肌肉鬆弛劑撐過拍攝。近年他又因心臟問題接受手術，目前仍在恢復中，術後必須避免熬夜、飲食清淡，最好戒菸。他笑說，戒菸對自己是最困難的一項。
病痛之後，活著都是賺到：李康生如何重新理解表演
長年與身體病痛共處，曾讓李康生陷入情緒的低谷。年輕時，因為溜冰受傷，手部關節慣性脫臼，只要撐個頭、吊單槓都可能導致舊疾復發。他曾接受手術，將鬆掉的韌帶縫合，但因左右身體不平衡，使得脖子長期受到影響。
中風後，他的斜頸症嚴重發作，四年間四處求醫，臺灣、中國、香港，中醫、西醫、推拿、復健加起來，看過近 50 位醫師，卻始終找不到解決的方法。疼痛最嚴重時，他對蔡明亮說：「我不想活了。」
醫師開給他憂鬱症的藥物，但他擔心會有副作用而沒有服用。讓李康生撐下去的，是他頑強的自救。他長時間戴著頸托，不管天氣多熱、滿身大汗，也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堅持戴了半年，身體才慢慢恢復。
後來有斜頸症病友來問他的經驗，他便把自身的經歷和方法分享給對方。對他而言，病痛不是抽象的命運，而是每天必須面對、調整、忍耐的現實。
即使生活辛苦，他從未離開過表演。李康生說，自己需要舞臺，不然每天待在家裡會胡思亂想。有工作、有目標，反而能讓時間過得快一點，也讓心情稍微快樂一些。病痛之後再回到表演，他的心態也有所改變。
「我現在覺得活著都是賺到的。」曾經有過想不開的念頭，使他不再把演戲看得過於沉重，而是抱著「玩」的態度，嘗試新的表演方法，也與更多年輕導演、不同類型的創作者合作，讓觀眾看見不一樣的李康生。
他形容自己的表演偏向「內斂型」，不是外放、誇張的表演，而是把情緒收在身體裡。多年來，他在蔡明亮作品中展現的寡言、孤獨與緩慢，似乎成為他的銀幕標誌。但他不希望外界以為自己只能拍蔡明亮的電影。近年他有意識地挑戰「外放」角色，透過不同的導演與類型，讓內外兩種表演能力都能被打開。
過去幾年，李康生已經不太接演短片，除非是蔡明亮或少數特別計畫；因為短片的片長短、表達難度高，若導演不成熟，演員也難以補救。但對長片，他仍願意協助新導演，尤其是缺乏資源、正在拍前幾部作品的創作者。「他們前面幾部電影是最重要的，我能幫就盡量幫。」
從演員到導演與書法：在不同形式裡延續創作生命
年輕時曾經想當導演的李康生，早在身體健康惡化前，便已嘗試編導創作。2003 年的《不見》是他的導演作品之一，靈感來自他的家庭經驗。父親生前很想抱孫子，卻在孫子出生前過世。哥哥忙於事業，由母親幫忙照顧，有一次，母親帶孫子去公園玩，不小心在頭上撞出一個大包，她為此感到焦慮與擔心。
李康生依此情境想像：如果孩子真的在母親手上不見了，會發生什麼事？他將這個日常片段發展成電影，並加入失智老人、孩子與公園等元素，找來《龍門客棧》演員苗天，讓一位爺爺帶著孩子的身影，與記憶、失落和戲院歷史交疊。
拍攝《不見》時，他大量使用近似偷拍的方式。他認為這樣比較真實，因為攝影機一擺出來，公園裡的人就會覺得奇怪。因此，他們將攝影機放在現場一段時間，等大家習慣後，再讓演員開始行動。那時以 35 釐米底片拍攝，一卷約十分鐘，他讓底片一路拍完，捕捉公園裡最自然的狀態。
對李康生而言，演員與導演最大的不同，在於演員像一個人的手腳，導演則像大腦。演員只需專注表演，但導演必須掌握攝影、音樂、燈光、節奏與所有細節。他坦言，當導演非常辛苦，但也更享受，因為票房、作品成敗都由自己承擔。
近期因身體狀況，較少接任導演工作，因為會消耗太多體力。但李康生的創作並未停止。除了持續演出外，他也投入書法與繪畫領域中。李康生透露，自己已為蔡明亮的《行者》系列寫了 13 年片名，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看見他寫的字後，邀請他為新舞作題字。他也在基隆舉辦了第一次書法聯展，未來希望能多寫字、畫畫，嘗試不同形式的創作。
走過中風、斜頸、心血管手術與漫長復健；從重考生、電玩店把風少年，到威尼斯、柏林與金馬影展的常客，李康生始終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生命經驗。他把病痛與疲憊，熬成獨特的表演語言，讓那些原本不受主流凝視的人物，在銀幕上留下難以取代的位置。
對他而言，演戲不只是技巧，而是活著的方法。即使身體越來越慢、越來越不自由，他仍持續演出、書寫、繪畫，像是用自己的身體與時間，一點一點證明：真正的藝術，不一定來自完美，而是在苦痛和孤獨之中，仍堅持繼續行動與創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