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政府在阿富汗掌權一年，不斷對外尋求國際認同，但外媒從未手下留情，象徵財富分配不均的「腎村」，就被外界解讀為是戰爭、飢荒、經濟低落而助長的非法社會現象。但貧窮，難以幾個原因被定義，背後仍有盤根錯結的社會結構關係影響。無國界記者彭光偉分享前往賣腎村的第一手觀察。
2022年3月，我與採訪團隊驅車抵達阿富汗西部大城赫拉特，要採訪對於塔利班政府而言，敏感且不願被外界揭露太多訊息的「家醜」－賣腎村。
到達赫拉特之前，我和當地記者早有多次訊息往返，因為這個採訪，很可能隨時因為塔利班政府隨行人員阿米德（化名）被取消。因此，當到達旅館時，我只告訴翻譯高姆（化名）和阿米德：「隔天已請『朋友』帶著我們採訪，你們只需要跟著，不用安排任何行程。」儘管他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當下也沒有太多疑問。
隔日，赫拉特電視台的記者阿布杜（化名）約莫8點，較預定出發時間提早到達，討論採訪細節。８點半，高姆和阿米德也來了，我簡單介紹他們彼此、沒有多聊，並搭阿布杜的車子，請高姆和阿米德的車子在後方跟著。
村中逾半村民皆少一顆腎
目的地是赫拉特周邊的英吉爾（Injil）地區的村子，它是這區的眾多村莊之一，人數將近千人，但逾半人口已將自己的一顆腎賣掉了。
這是我們造訪這座村莊的原因，想知道為什麼「賣腎」在村莊裡這麼盛行？阿布杜告訴我，已經找好採訪對象，也或許是有外媒記者要進村採訪的訊息已傳開，車子開入村內廣場，早有大批人群等待，一部分是50歲以上的長輩。
才下車，就聽到來自各方的聲音，現場談話聲此起彼落，儘管聽不懂，但語氣聽得出來是帶著不滿與抱怨。同時我注意到阿米德和高姆的表情，是這趟採訪以來，最沉也最不悅的一次，阿米德甚至走向阿布杜，以嚴厲口吻對他說話，我很擔心，因為採訪結束後我能離開阿富汗，但是阿布杜卻無法離開。我不讓他們單獨對話的時間太長，並請阿布杜帶我們到受訪者家中。
過程中我快速低調地問了阿布杜：「阿米德對你說什麼，他看起來似乎很生氣。」「他說我為什麼要帶你們來這裡」阿布杜苦笑著回我。
冷處理阿米德和高姆的怒氣，我們跟著受訪者阿哈邁德（化名）進到他的家中。第一眼印象，屋外有個小院子，圍牆有些許精緻的小壁畫。再踏進屋裡，跟大部分阿富汗窮人家差不多，幾乎沒有家具，最顯眼的是堆疊在房間角落，再窮都得備著的保暖睡墊被單。
漆黑的房間是日常，阿富汗電力本就不穩，偏遠村莊完全沒有接電，入夜後也只能以燭火照明。儘管白天採訪，房間有小窗戶照入日光，但整體仍然陰暗昏沉，聽著村民的故事，更顯心酸。
阿哈邁德早年不住在英吉爾村，原生家庭本就窮困，經常前往伊朗打零工。也因赫拉特在阿富汗和伊朗邊境，往返方便。2018年左右，已婚的他回到赫拉特市區尋找工作機會，為了想蓋房子借了一筆錢。
但在阿富汗，只要背了債務幾乎一輩子難以翻身，不只是因為賺錢的速度遠遠不及利息增加的速度，另外，還有一家人的生計要維持。
房子蓋在英吉爾村，到赫拉特市區打工，不算太遠。某日，他瞧見醫院外頭掛了布條，提到捐一顆腎臟可獲得20萬阿富汗尼，當時手頭正緊的阿哈邁德看來，似乎是場及時雨。沒有多想，就把身上的一顆腎拿去換錢。
對阿哈邁德而言是「賣腎」，但是對醫院來說是「捐腎」，給阿哈邁德的是「營養金」。「器官買賣」即使在發展程度落在全世界後段班的阿富汗，仍然得在法令上禁止，醫院得別有名目，不過誰不知道這就是器官交易呢？就連地方官員也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20萬阿富汗尼，若以2022年的匯率來計算，約莫7萬元新台幣。但阿哈邁德的債務遠遠不只7萬台幣，借錢買房加上利息的滾動成長，逼得阿哈邁德的妻子也走上賣腎之路。
採訪當日，阿哈邁德的妻子畢比（化名）情緒激動，她說沒想到賣腎換來的不是好日子，反而是無窮的後患。畢比指著自己的身體說：「到現在，只要稍微用力，傷口的地方還會疼痛，只有阿拉才能體會這種痛有多麼痛。」
儘管阿哈邁德同樣賣了腎，身為男人他卻無法理解畢比的痛楚，因為在賣腎後，畢比又生了兩個孩子。阿富汗人沒有節育的觀念，儘管窮，孩子還是生得多，加重了家庭負擔，也讓困境無限惡性循環，更因此衍生了兒童照護的社會問題。
賣腎難自救，仍陷貧窮中
過去兩人以打零工維持全家生計，但現在夫妻都只剩一顆腎，在無法使力狀態，只能撿垃圾、做毋須用到太多力量的工作。但在阿富汗，這類工作難尋，於是當我們剛踏進屋裡，阿哈邁德就說家人前晚都沒吃飯，只能讓孩子餓著哭到睡著。我不願想，這些話是為了博取同情而說話，況且若這位父親這樣放下一家之主的尊嚴，恐怕也已是走投無路。
我聽著翻譯，緊盯著阿哈邁德、畢比的臉，兩人的眼眶慢慢濕了，他們像是逮到機會大吐苦水，也似乎以為透過外國媒體報導，能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些希望。畢比的淚水也倏地沿著臉頰下滑，顧不得該用面罩遮住臉部，她只想好好地傾訴身心的痛楚。
「我們已經沒有腎可以賣了，我們不知道要賣什麼，現在能賣的就只有自己的孩子了。」畢比說著。「但如果要賣孩子，你要賣哪一個孩子呢？」我問道。畢比指著最小的兒子說：「應該會賣他吧，他還小，還不是很懂事。」
當時，阿哈邁德和畢比的兩個小兒子還在互相打鬧著，而最大的哥哥偎在一旁，靜靜地聽著父母的談話。
我問阿哈邁德：「如果時間回到過去，你還會賣腎嗎？」他遲疑了一下，搖搖頭說：「不賣了。」但是否定的答案，我看不到堅決的神情，倘若生活的困境沒有改善，我不確定他還能有什麼樣的選擇，畢竟村子裡，有半數以上的村民都少了一顆腎。而最終他們換來的，是貧窮又不健康的身體，連工作都有困難。
屋內的採訪結束，我們回到村中廣場，聚集的人們還沒散去，顯然是在等著我們。見我們走來，看似村落長老開始放大嗓門說話，我停下來想聽聽他們說些什麼，高姆為我們翻譯。
「我們不歡迎記者，你們報導了我們的故事，卻沒有帶來任何好處。很多記者來過，只是想利用我們。國際NGO也有來過，他們來送糧食，但是份量不足，而且只送了一次就不來了，很多人還是很窮。」
我想若不打斷他們，不滿的抱怨可以說上半天。「你們希望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問道。帶頭的老先生說：「我們希望NGO可以回來幫幫我們，美國可以把凍結的錢還給阿富汗，這些錢都是我們老百姓的，不屬於阿富汗政府的，美國為什麼可以自行凍結？」
指責美國的論述，我在阿富汗每一個城市都能聽到。我繼續問：「你們也都賣掉了自己的腎嗎？」一位長者搶著回答：「我們沒有，因為我們年紀太大了，醫院不要我們的腎。」我驚覺，他們恐怕是弱勢中的弱勢？如果醫院不分年齡取腎，他們也會自願去賣吧？
努力都難以翻轉的貧窮
回程途中，我們遇到另一群人，在黃泥路旁聊天。我好奇詢問：「你們認識那個賣腎村莊裡的人嗎？」其中一人說，「我知道他們，他們很多原來都不住這裡，為了賣腎搬過來的。」
我忍不住再問，「你們知道他們的腎都賣到哪裡去了嗎？聽說有說很多腎臟被賣到伊朗去了？」七嘴八舌的談話聲此起彼落，「他們很多人本來沒這麼窮，都是去借錢蓋房子、買車子，最後才會變得這麼窮。」
附近村莊似乎有另一個觀點，只不過，這些全都是高姆的翻譯，準確度有多少，我至今無法百分百確認，因為採訪當下，高姆和阿米德對我們來到這裡採訪，都明確表達不悅，很難不想，他的翻譯是否帶著個人情緒？
回到赫拉特市區，阿布杜帶我們前往專門做腎臟移植手術的醫院。白色明亮的建築，不算豪華，但在當地算是顯眼，外牆高掛名醫照片，我查了文字，是泌尿科，沒提到腎臟。我們想嘗試進到醫院去，外頭有保鑣把關，阿布杜警告我們：「他們是不會讓記者進去的，他們就是這裡的『黑手黨』。」果然，我們不得其門而入，只能遠遠地拍著醫院外觀。
少一顆腎，不會立刻要人命，但是賠上健康的窮困人生，卻讓他們陷入絕望深淵。不少人陷入後悔，但是再來一次，他們真的能夠拒絕金錢的誘惑嗎？村裡長者點出了其中一個問題，外來的援助無法持續，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就算想要雨露均霑，卻也都是極短暫。
了解更多【我是地球人彭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