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時代革命》主角阿爸,在香港抗爭街頭組建了「家庭」,目前流亡台灣,面對香港前途的大命題,即使希望渺茫,他卻仍願意冒死上前線「光復香港」,來到台灣後,他又有什麼轉變?
這場訪問先約在台北車站會合,紀錄片《時代革命》裡面,街頭巷戰、火光四射、水柱強灌,穿著黑衣叫囂著、奔跑著的人們,與台北街頭日常的街道人群,形成了兩幅天差地別的景象。
應約的時候,他穿得全身白色,還染了頭髮。他說,在台灣沒有了對顏色的顧忌。因為白色,還有他最喜歡的藍色,在香港代表的是反民主陣營。過去生活裡無處不是革命,一點喘息也沒有。
他是《時代革命》電影裡面出現的「爸/ 三十二歲/ 業務經理」,黑影裡的藏鏡人。10年媒體人,再到廣告電影的企劃業務經理,他沒想到有一天會移居台灣,甚至以這樣特殊的身份成為電影主角。
阿爸手舉抗爭者旗幟,象徵「光復香港」的民主女神。(蔣金攝)
串起《時代革命》的核心人物
不若移居台灣的香港抗爭者多傾向低調、迴避,他說自己會接受訪問,「因為有些事總是要有人來做」,他說,「我知道新聞及歷史對一場運動、一個社會的進步有多麽重要,我選擇承接這個角色。很多人不願意、不敢受訪,我是媒體人出身,我知道怎麼拿捏,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當紀錄片放映結束時,觀眾總是氣氛沈重,還讓某些人泣不成聲。那些為香港前途自由民主而戰的年輕人,真實現況除了死亡、被關在牢裡,其他則是流亡異鄉。阿爸在放映結束後,對身在香港的導演周冠威喊話道「對不起,我比你懦弱」因他已來了台灣。
阿爸是電影中第六章的主角,他和在街頭上認識的年輕「仔女」們,組成一個「家庭」,相互扶持。而他們的故事,正代表了整場抗爭中創造的許多人與人的緣分。
阿爸笑說,這個紀錄「暴民家庭」犯罪事蹟的故事,是整部片裡面最有愛、最溫馨的那一章,「整部片很激烈、血肉模糊,觀眾看了內心忐忑,壓力很大,很辛苦,我們的章節讓大家緩一緩氣,讓人知道原來抗爭裡面也會有一點點的愛。」
「這很浪漫。」他說。
說起自己的遭遇,如他在電影訪談裡說:「我們穿起裝備時認得大家,但脫下裝備之後未必認得」。阿爸把顛沛流離的悲哀,理解成萍水相逢的浪漫。脫下黑色面罩裝備,原來大家早已見過,卻不知道彼此是誰。
這部紀錄片的最初,阿爸號召受訪者去找周冠威,其實他們從沒見過面,彼此是透過 Telegram 認識,片中的主角「蛇仔、Nobady、 I don’t know、 阿媽、陳伯」,都是由他引介給導演的。
回顧 2019 年,兩百萬人的和平遊行,演變成警民暴力衝突,那一年將這些人的命運捆綁在一起。阿爸說,「有人稱那年反送中修例風波,在我眼中是光復行動,因為是我們發現香港很多問題,我們要將他光復回來。」
阿爸與抗爭者旗幟。(蔣金攝)
香港人怎麼如水一般戰鬥?
他說上街頭的原因,「我(的理由)很簡單,道理在我們這邊,你(政府)聽不下,我們就用人群的力量讓你知道,我們不是少數。」正如,2019 年 6月,兩百萬人上街頭抗議,就是這個道理。
過去,他就參與過社會運動,從菜園村事件(註一)、反國教運動(註二)、到香港電視牌照換發事件的集會(註三)等,他見證香港一國兩制崩壞的過程。但他說,真正令人「動手」則是雨傘運動,當民主「普選」被中方有條件地框架住,沒有後路。
雨傘以後,香港經過一個沈睡期,2014 年以後到2019年的五年時間,街頭相對安靜,這期間「一地兩檢」(註四)、「國歌法」(註五)通過,人們對政治有很大的無力感,而就是那段沈寂,醞釀出爾後人民的反抗能量。
阿爸認為,2019 年的行動在當時能夠成功,不過就是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稱自己起初是「浮游生物」,街頭發生各種事情,他看到哪裡有需要幫忙就上前去,隨時改變角色,十分靈活。當時隨著情勢演變,逐漸的,抗爭者們間出現有如軍隊一般的合作:有人澆熄催淚彈、有人站哨觀察情勢、有人拿盾牌擋橡膠彈、有人在網上調度人力、有人在丟汽油彈、有人在救護,自動形成了不同的崗位,猶如軍隊中不同的「兵種」。
那時盛行「和勇不分」的說法一一過去,香港有所謂支持「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與支持「勇武」(武力抗爭)的兩派人長時間的對立,許多人將此歸咎為導致民主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
但阿爸認為,當人們在提「和勇不分」時,事實上就是在區分你我,他說。「我在後勤的時候很『和理非』,在前線的時候很『勇武』,要怎麼定義我呢?我從來不認同和理非、勇武這一種分別方法,我眼中只有前線、後勤。」
如阿爸所說,找到自己角色,以各自的方式進行,自己可以發起行動、也可以跟隨他人行動,使這場抗爭「如水」(Be Water)般自如流動、「敵進我散、敵退我聚」,沒有主導者、隨時發生、沒有所謂的結束,讓革命存於生活各個層面。
在時代巨輪中成為「爸爸」
至於阿爸是如何找到「爸爸」這個作戰位置呢?他在「浮游」的過程中,在一次與警方對峙的前線,發現沒有裝備的幾個小女生站在自己前面,便脫下安全帽給其中一人,接著把她們拉到自己後面。
沙田冰室一面牆上,滿許多香港意像的文字。(蔣金攝)
他意識到街頭上,有很多年輕、不懂保護自己的抗爭者,阿爸就與街頭認識的夥伴「阿媽」合作,提供庇護居所給這些有如「仔女」的弟妹,組成一個家庭。不僅是生活,爸媽也在行動、思想上引導他們。阿爸笑說,其實以自己的歲數,最多也是被叫哥哥,但一個假爸爸,扮演久了,也就成為真爸爸了。
這也反映他的家庭背景,他說,「我從小就不是跟我原生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我不知道家人是什麼概念。家人只是身份,但真正的關係是互動出來的,互動比身分還要重要。」
逃出香港理工大學是他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當時,理大裡抗爭者被警方圍困,他讓子女走不同路線,他從7公尺高天橋借游繩躍下,一旁警察攻勢近逼,另一邊是來接應的車隊。夥伴們即使受傷也要拖著身體跑向200公尺遠的接應車。
歷經危險,阿爸認為沒有所謂的「犧牲」。他說時代革命,是整個世代的人一起改變時代巨輪,許多很大的力度才可能鬆動原本的體制,「所以這時候,一就是全,全就是一,我們已經沒有自己,有的就是想要它改變的意志。我們就是一體的。所以並沒有我要拼我的老命、犧牲自己的想法,因為我們沒有自己了。」他說。
理大事件過後,有些仔女被警方抓住,他說自己有很深愧疚,常想著是否是自己的決定害了他們,同時,剛來到台灣的他也很迷惘,找不到存在感。
我不是逃兵,而是轉換了兵種
直到在台灣看完紀錄片,特別是看到家庭中其他人的訪問,他自己才獲得解脫,透過他人的話,肯認了自己過去所做的事情。 他也才明白,在台灣還可以影響更多的人,雖然位置不一樣,也是繼續跟極權抗爭的方式。「這樣我就不是逃兵,我是兵種的轉換。」
香港中文大學衝突(中大保衛戰)是 2019 年光復行動中重要一役,而後引發理工大學衝突,演變為「理大圍城」。圖為沙田冰室一隅。(蔣金攝)
「在香港裡面的香港人,他們想飛,但是飛不出來,就像在一個鳥籠裡。我們要做的事是給他們一點希望,如果完全沒有希望那什麼都不能做,只要有一點點希望就好。」
他說,香港人還可以影響世界上很多的人,像是許多世界上的社會運動,也是受到香港人的啟發。同時,近來,他看到烏克蘭人在烏俄戰爭中鎮守家園、以小搏大,他覺得香港人還是有希望的。
過了這一關,無堅不摧
從香港到台灣兩年多,初期,阿爸除了心理上的不安穩,還面臨最實際的就業困難。而後,他回到媒體業,做著自己最擅長的事,生活才穩定下來。就在今年初,他終於在左手臂內側刺下一直支撐著他走過來的那一句話:「過了這一關,我無堅不摧」。
「我現在就是已經過很多關,但我是不是真的無堅不摧呢?我不覺得是。」
「但我現在可能從地獄第十八層爬到第十六層,這樣就很棒了啊。」阿爸總是講到苦處,又露出招牌虎牙,展開燦爛的笑容。
阿爸受訪這天,是在西門町的沙田冰室,來到這的客人多半是香港人,周圍是嘈雜的廣東話。阿爸講到激動處時,一揮手把桌上港式奶茶弄翻,染污了他身上半邊的白色衣褲。「抱歉,當太吵雜,這種事情就會發生。」他說。
而紀錄片裡香港的嘈雜,是示威者敲打著器具、面對警察進逼眾人的喊叫,震耳欲聾。
「我是爸爸,已經回不去了,就像是我剛剛那一條褲子,被潑髒了,怎麼洗也回不去了。我的血,流過抗爭的血,回不去了。」阿爸說。他相信他會回到香港,光復的香港。
更相信「這片土地,我一定可以回去。」他說。
註一:
菜園村事件:2009年因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興建,菜園村遭受拆遷,抗爭者經歷遊行示威、苦行絕食、撥款包圍立法會抗爭事件,總共歷時8年。最後高鐵啟用、村民入住新村。
註二:
反國教運動:2012年香港政府擬在國中小納入國民教育科,被認為是灌輸學生愛國內容,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等人組織發起社會運動,反對教育洗腦,當時成功擋下政府政策。
註三:
香港電視牌照事件:2013年香港政府發放免費電視牌照,無理由否決其中之一香港電視網路的申請,民眾認為審核過程不透明、政治力介入、打壓言論自由,而組織集會遊行。
註四:
一地兩檢:高鐵西九龍站內實施一地兩檢,意即在站內劃分「內地口岸區」,在站內和列車車廂內都屬於地口岸區的範圍,引發破壞一國兩制的爭議。
註五:
國歌法:過去足球運動賽事中,香港隊球迷因政治因素,與中國隊球迷發生衝突,曾有噓國歌事件。2020年法條頒布,若未依照要求演奏甚至竄改中共國歌內容,將面臨三年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