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孩子同時被壓在地震廢墟下，而救援時間只夠救出一人。身為母親，你會如何選擇？這道沒有正確答案的難題，出現在電影《唐山大地震》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那個沒有被選擇的孩子意外活了下來，卻用餘生承受著那一刻留下的傷痕。地震早已結束，但人生裡的「餘震」從未停止。
這個故事的原作，正是國際華文作家張翎的小說《餘震》，其作品屢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紅樓夢專家推薦獎、曹雪芹華語文學大獎等多項文學重獎肯定。她以清醒且冷靜的筆觸，細膩勾勒災難後的生存狀態。在她的筆下，我們不只看見真實的苦難，更看見即便在絕望境地裡，生命依然能負重前行的堅韌力量。
以耳為筆：記錄生命的跫音
在現代社會，如果一個孩子宣布要成為作家，旁人或許會客套稱讚他有才氣，卻鮮少有人會當真。現在如此，更何況是在戰爭頻仍、生存先於一切的動盪年代。
「儘管我很小就很清楚，我要成為作家，但直到四十多歲我才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回首張翎的文學路徑，是一場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萬里長征。16 歲那年，她因文化大革命被迫輟學走進工廠；直到 22 歲，才考入復旦大學，隨後擔任英文翻譯。
接著遠赴美國、加拿大留學與工作，在異鄉生活的日子裡，她始終知道自己想成為作家，卻也清楚地明白，「若無法維生，便無法寫作。」她需要一份「不需要太愛它，卻也不能太恨它」的職業來供養文學夢。
為了替文學夢爭取一個安穩的位置，她選擇成為聽力康復師。這份工作既能運用所學的人文知識，也讓她得以接觸不同的人生故事。原本只是為了供養寫作的職業，卻意外成為她觀察人性與理解創傷的重要窗口。而這一做，便是 17年。
「我最初做這個職業的時候，老覺得它搶走了我一天的八個小時，一天有幾個八小時呢？」然而張翎重要的著作——《餘震》與《金山》，皆是在擔任聽力康復師期間完成的。這份工作不只帶來穩定的收入，更讓她接觸到參與過戰爭的退伍軍人與難民。在診所裡閱讀到的人生旅程，都化作她筆下最具穿透力的文學養分，滋養作品中對苦難深刻的凝視。
餘震之後，如何和鬱症共存
「一場戰爭無論打多久，總有結束的一天。可是，創傷會維持多久？在接觸病人的過程中，張翎反覆看見被災難折磨、甚至延續數代的創傷。儘管張翎不直接書寫診所裡的個案，卻從中得到很多靈感。
在戰爭的語境下，男性的傷痕往往被視為光榮的勳章；然而女性遭受的性暴力，卻被定義為貞潔的毀損。設想一名女性在戰爭中遭受入侵者侵犯，會大肆宣揚自己的「犧牲」嗎？她真能從被摧殘的身體中感受到絲毫光榮嗎？
在張翎《歸海》裡，母親即便走到了生命盡頭，也絕不願向女兒吐露曾身為「慰安婦」的往事。在東方傳統的價值觀裡，這是一段被禁止打撈的黑暗。即便沒有敵人、沒有所謂的戰爭，但是恥辱依舊存在。
「如果我的小說讓人讀了之後感覺不安，那是對的。我不想做心靈雞湯式的安慰或治癒。不安是閱讀該有的一個樣子，才能迫使人反省社會、反省自身。」閱讀張翎的文字，總感受到旁觀者的冷靜與清醒，她以近乎客觀、平淡的筆觸描摹畫面，後勁卻極為強烈。
當敵人消失、硝煙散盡，殘留的苦難無處怪罪，人該如何與之消解？「這正是勇氣、耐力與堅持存在的時刻。我們不能總是欺騙讀者『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因為在現實中，大部分的情況並非如此。」因此，即便在那些「好不起來」的境地裡，人依然要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女性如泥水，利萬物而不爭
《餘震》裡面寫到：「人們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異的。可是天災過去之後，每一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卻是千姿百態的。」書中被迫在廢墟中選擇救兒子還是救女兒的母親，面臨的是人性極限的考驗。對於她而言，死亡或許是逃避這份劇痛與內疚最容易的路徑，但她不能死，她必須活下去，才能救她的孩子，養大她的孩子。
張翎回憶起在溫州度過的童年在極度艱難、物資匱乏的歲月裡，母親鮮少發出抱怨。「母親是唯一沒有權利死掉的人，她們身上背負的不僅是她自己的情緒，還有生兒育女的重擔。因此，無論處境多麼卑微，她們大多選擇活著——即便那意味著必須屈辱地活著。」
張翎用極具衝擊力的比喻來形容：女性就像是「很髒的泥水」，流經最惡劣、最骯髒的環境，卻因此內含滋養萬物的養分，能順應各種溝壑，持續前行。
記憶消散前，用文字打撈殘影
「水的意象反反覆覆地出現在我的書裡。尤其是《歸海》，水彷彿是我的生命歷程。每一段新的水域，都帶我走向一個全新的世界。」
童年時期的張翎，曾以為家鄉溫州甌江的盡頭就是世界的邊界，是等到上大學，走出甌江，來到東海、黃浦江，才驚覺這些都只是序幕。眼界開闊，也映射在作品主題的演進上：早期的創作如《望月》，多是聚焦於江南故土的細緻敘事，筆觸中帶著《紅樓夢》式的華麗；《餘震》和《金山》開始跨越地域、性別與階層的鴻溝，展現出對陌生土地與普世災難更宏大的敘事。
相較於過往習慣在塵埃落定、拉開時空距離後才冷靜提筆，新書《疫狐記》張翎選擇在情緒最鮮活的當下，即刻記錄正在發生的疫情。她坦言：「寫《餘震》時我是理性的，並沒有帶入太多的情緒；但這部書對我而言意義非凡，我感到一種『非寫不可』的迫切感。」
這份迫切感源於她對「健忘」的感悟，疫情期間，世界充斥著憤怒、撕裂與失去親友的傷痕；然而，當口罩褪去、恐懼消散，人們躲回生活的慣性中，「我不願意這場席捲全人類的災難，輕易被遺忘。就像今年適逢唐山大地震 50 週年，我覺得很多人已經不記得了。哪怕我寫的書能讓一個人想起來，我們曾經有過這麼難過的日子，也值了。」
寫作是安定、自救和無限熱愛
在難以預測的變動年代，AI 的崛起似乎讓文字的身價比從前更加貶值。對於張翎而言，寫作如同在生活的湍流中定錨，任憑外界紛擾的浪潮如何拍打，她依舊能在字裡行間找到安定的狀態。
「大家都知道圖書市場不是很好，這樣的事情總是很多的。你得學會接受不能改變的現狀，然後不要忘了，內心最終的渴望，是寫出想要的作品。名利或迴響，有時會如約而至，有時則否。無論會和不會，只要足夠熱愛，就去做好它。」
若非當年動蕩社會環境的阻隔，張翎或許能在青春正盛時便提筆出書。面對被時光耽誤的遺憾，她表示：「生活從來不是理想化的。我已經在力量所及的範圍內做到了最好，因此不苛求，亦不抱怨。那些曾失去的，我已經一點一滴地補回來了。」
張翎的一生與她的文字緊密相扣。如同她筆下的每個角色，歷經苦難與掙扎，帶著「扎進肉體裡的刺」或終身難癒的創傷活著，她們會悲傷、會怨懟、會憤慨、會無奈，但最終總能認清現實的殘酷，在無可撼動的命運面前，用沾滿泥濘的雙手，硬是在荒涼的廢墟中，撐開一道裂痕，而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