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生於臺北的苗博雅，自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投入社會運動。長期關心冤案救援、憲政人權、性別平等、居住正義等議題。參與過 318 運動，並於 2015 年投身政治工作，共同創立社會民主黨。2018 年代表社民黨當選臺北市議員（大安區、文山區），成為首位公開出櫃的政治人物，並以「婚姻平權公投推動小組」召集人身分，推動 2018 年婚姻平權與性平教育的公投案。
2022 年，他以第二高票連任市議員，2024 年參選大安區立委。在市議員任內成功推動刪除 47.5 億浮濫編列預算，還推動多項教育改革、都市更新政策及《臺北市網路外送平台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淨零碳排自治條例》立法。並曾受邀參與美國國務院「全球領袖人才參訪計畫」（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IVLP）及「歐盟訪賓計畫」（European Union Visitors Programme, EUVP）。近年他也接手經營臺灣石虎足球隊協會，擔任總領隊兼理事長。多年來，透過理性對話、清晰論述的問政方式，吸引許多不同世代的群眾，一起關心國家各項議題。
大學時期的轉折：從課本到現場
「我覺得最大的轉折應該是在大學的時候。」高中以前，苗博雅的成績優異，總是名列前茅，但政治意識尚處懵懂；進入大學後，第一次接觸到課本之外的歷史視角與現場事件，就此展開各種內在叩問。
2008 年 11 月，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臺，會場周邊不見任何「中華民國國旗」，引發矮化國格爭議。上百名大學生發起「圍城」示威，抗議政府在一中框架下與中國互動。警方沒收旗幟標語等舉動，使得衝突升級，這是野百合學運後，再次由學生主導的民主抗議活動，史稱「野草莓運動」。
那段時間讓苗博雅第一次把法律課堂上的比例原則、行政法與憲法，以及街頭抗爭和警察影像等連結起來：「那是一個直接在現場認識國家與權力的過程。」
同時，在法律系課程中接觸到與人權相關的紀錄片，如《島國殺人記事》，讓他重新思考國家、人民及司法制度之間的關係。親自走進監獄參訪的過程，讓他看見刑罰制度的真實樣貌。而在課堂上討論少年事件處理時，也讓他反思社會介入的方式，是否真正有助於少年的正向改變。這些經驗，成為他日後推動司法改革、重視人權政策的重要基礎。
家庭立場的差異：學會理解與尊重
談到家庭影響，苗博雅並不否認父親的政治立場與自己大相徑庭。他笑說，自己從小閱讀《聯合報》，陪著父親收看政論節目長大，而隨著大學的思想開展，逐漸長出屬於自己的觀點。
「這也造就了我一個能力：比起很多政治人物，我比較容易理解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在想什麼。」他舉例，許多人難以理解「為什麼還有人心向中國？」在他看來，這涉及到人們對「共同體」的想像範圍，有些人認同的是一個由文化與血緣構築的中華民族大敘事，而非臺灣現實存在的 2 千 3 百萬人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的共同體。
對此，他強調理解的重要性。「雖然理解不等於說服，但至少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爭端。」他也分享與父親互動的心得：「我們知道彼此不同，也尊重彼此的不同。」他認為，不要把溝通的目標設定為「改變對方」，那只會帶來挫折，甚至變得過於侵略。真正有價值的，是透過交流來了解彼此的想法。
大學畢業後，他在「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擔任法務主任。那段日子，接觸到大量冤案救援，備受爭議的「杜氏兄弟案」讓他最感挫折。兩名被告最初在臺南地方法院一審時被判無罪，最終由最高法院於 2012 年判處死刑定讞，並在 2014 年執行。
此案的爭議在於，判決的關鍵證據包括中國公安機關所製作的鑑定書與證詞，但相關證物並未送回臺灣，被告也無法在庭上對中國證人進行交互詰問，導致審判公正性受到質疑。
正因為看到諸多的「來不及補救」冤案風險，使他更堅定司法改革之必要。因為，一旦死刑定讞並執行，就再也沒有挽回的機會。苗博雅認為，社會需要能處罰犯罪、也同時避免冤案的制度。這一切，是他至今無畏在廢除死刑議題上與群眾交流意見的立基點，要有建設性的改革，也需仰賴更好的媒體環境與理性討論空間。
小黨如創業：在高牆縫隙裡開拓新可能
為何從社運跨入政治？2014 年的「318 運動」，他體會到：「社運能集結 50 萬人、改變一時，但若政治結構不變，難以撼動制度層面的根本。」他相信臺灣需要更扎實的政治基礎工程：除了民進黨之外，需培養第二個堅持臺灣主權，也有治理能力的選項。不然，政黨輪替四個字就可能被零成本濫用。
因此，他選擇加入社會民主黨，也是目前社民黨唯一擁有市議員席次的人。他坦言，十年來，他投入小黨，這條路像創業，並不容易，因制度傾向兩大集團，小黨缺資源、難攬才；對內政提出不同主張時，易被貼上「小藍」或「小綠」等標籤。但在他看來，成熟的民主本就是競爭也合作，選舉合作不等於失去主體，為此，他仍一步一腳印，堅持在小黨開創基礎工程。
「我喜歡自由，也喜歡做困難、沒人做過的事。」苗博雅談到自己的政治路徑，如此總結。對外溝通，他不走捷徑，在關鍵時刻致力於街頭宣講，透過各種管道把複雜的議題解釋清楚。2024 年角逐大安區立委，選前九天，他自提高風險戰術：「24 小時不斷電直播」。他說，既然相信自己這個「產品」夠好，就讓選民用最透明的方式比較。
問題不在內容，而在「通路覆蓋率」。幕僚曾擔心鏡頭會把缺點放大，他仍決定一試。結果雖未勝選，卻創下大安區非國民黨參選人歷來最佳成績，並為團隊累積了他人沒有的經驗值。「我們不被過去的成功限制，也不因怕失敗而不嘗試。」
談到自己這些年致力於經營直播節目《阿苗的臺北百科全書》，對議題有更清楚的論述及討論，其動力來自於，他觀察到政治傳播已從廣播到電視、再由電視轉向網路，而拒絕理解新規則的政治人物，終將被時代淘汰。
他將街頭短講、議題懶人包、長直播並行使用，把社運的熱情、法律的訓練與政治的實務，熔鑄成耐心的工程學：在二元對立之外，練習說理；在標籤與噪音之間，擴大觸及。
首位公開出櫃的市議員：讓在場成為改變的力量
2018 年苗博雅代表社民黨當選臺北市議員，也成為臺灣首位公開出櫃的政治人物。「對我來說，性別不是選擇題，而是我的日常。」他從小就被視為「不一樣的孩子」，步入公共領域之前，早以清晰的自我呈現在媒體與社運現場。
公開出櫃並投入選舉，不是為了標籤自己，而是延續一貫的誠實與透明：「我們要留給年輕人一個可被複製的成功案例，不用說謊、也不必扭曲自己，仍能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強調，參與政治不是「替自己找工作」，而是建立一種可被後進仿效的典範：即便沒有大黨資源、背負主流不熟悉的身分，也能藉專業與勤勉獲得認同。「如果為了當選而遮掩或欺瞞，傳遞出去的訊息將會是：政治仍必須靠說謊取勝。」
偶爾，面對路上的冷語與議會內外的挑釁——從「不男不女」到對同性婚姻的敵意，他的原則仍是不受情緒牽引，也不把辯論做成仇恨。「政治人物的自律，是基本功。若我宣稱性傾向不是評價政治工作的關鍵，就要用專業與耐心證明：無論身分如何，我都有能力把問題說清楚。」
他將社運倡議者與政治工作者的差異描述為「乘法與加法」：前者嘗試改變想法一致的人群，後者在分歧中尋找交集、創造連結。「我無法說服最極端的反對者，但我可以影響中立者。每一次回應，都要思考能否讓觸及面變廣。」
他觀察，自當選以來，只要他在場，議會裡針對同志的負面語彙便很少見。「不是我的功勞，而是『在場』本身就會改變對話氣氛。當有一位坦然、自信的同志政治人物坐在你面前，許多過去習以為常的偏見，就不容易說得出口。」存在（presence）本身，成了議會文化轉向的槓桿。
2019 年同婚專法通過後，社會正透過「看見、認識、熟悉、理解」的累積，走向更務實的修補：例如同志伴侶收養與家庭權益的細部推進。「性別運動的核心不是教條，而是讓每個孩子不因性別而被限制人生選擇。」苗博雅把焦點放在校園的「性平教育」，只要持續傳遞同理與尊重的體驗，平權就會穩步前行。
耐煩，是政治最難卻最必要的修煉
但他不諱言，一路以來，負面的評價與攻擊並不少，雖然期許自己能成為理性對話的存在，但偶爾網路匿名與兩極對立的不當言論，有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影響情緒。他的做法是回到工作本身，用政策成果對沖情緒黑洞，支持者與同事的陪伴，也讓他每每能度過低潮。
「清朝的名臣曾國藩曾說：『為政之道無他，耐煩二字而已。』」他笑說，真正能帶來希望的，是讓人看見改變已在發生。
從社運到議政、從街頭到制度，苗博雅始終用同一把尺衡量選擇，「什麼對國家社會是最好的？」他認為，不要把立場建立在短暫的情緒宣洩或為反對而反對，而是建立在對未來社會的正向願景與長期承諾。「30 年前，談論國家是否獨立或同志婚姻等議題，都被視為禁忌或少數，如今民意已有巨大變化。沒有不能改變的事，只有是否願意投入的耐心。」
在分歧愈烈的時代，他用公開出櫃的身分，示範自信平穩且誠實的政治工作，以專業與耐心連結更多不同的人。當存在本身成為一種力量，他所推動的，不只是性別平權，更是讓民主文化回到常識——以誠實為起點、以尊重為日常、以互相理解的對話方式，持續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機會邁向更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