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雙琥珀色的眼睛。說話時睜著眼，眨也不眨，堅定而專注。義式捲髮透露不羈性格。
安培淂本名 Alberto Buzzola， 1963 年出生於義大利，1990 年正式因為米蘭 Laura Ronchi通訊社，開啟專業攝影師之路， 2000 年加入新加坡 Onasia Photos ，擔任國際和台灣主要雜誌《世界地理》、《地球》、《 ELLE》、《時代》等雜誌，以及《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報紙圖片編輯，並固定為 Getty Photos 提供照片及捐款。
2002年加入台灣《經典》雜誌（Rymthms Monthly）至今是攝影召集人，20年，他為新聞照片走過上百個國家。
疫情期間無法出國，他專注於《出神入話》專題，在2021年底獲得金鼎獎首獎，這也是他第二次獲得該獎項。
我其實很不義大利
他有5年沒有回義大利，雙親逝世後，就沒有頻繁回鄉。他說，其實回到義大利，他也不會講義大利語。因為他來自義大利北部一個被列為世界遺產的美麗古城費拉拉（Ferrara），講的是費拉拉語（Ferrarese）。
不同義大利人喜歡喝咖啡的印象，「我從來就沒有喜歡咖啡。」他笑說。 早餐，當地人們習慣一杯咖啡牛奶泡麵包吃，但因為從小喝牛奶都感到不適，母親都將他的咖啡改成茶，他也因此喜歡上茶，至今也喜歡東方茶。
還記得4歲時，他跟媽媽說，「我想要和東方人結婚」。當時他喜歡上一位選秀節目裡的小歌星，是一位華裔女孩。對當時的義大利人來說，看見外國人是件很稀奇的事。小時候的童言童語，日後他竟然如願來到台灣。
來台之前，他先是旅行，才成為了攝影師。他天生熱愛旅行，而費拉拉是座古城，是街頭巷尾都彼此認識的小村莊，他說自己或許因此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14歲開始，他就遊歷全義大利，再到歐洲各地。當時，義大利還是徵兵制，他因為連續兩年體檢沒過被軍隊拒絕，得以拿到護照出國，首先就是去歐洲以外的國家摩洛哥。但他家境並不富裕，家中有九個孩子要養，他是排行「第八」，其中一位哥哥是名攝影師，給了他一台相機，但當時相機對他更大的意義，是旅費。
回看到處旅行的時期，他笑稱自己就是個嬉皮。舊照片裡，留著長捲髮、彈著吉他，有如60年代的搖滾歌星。第一次到亞洲就是朝聖印度，他說那是嬉皮心之所向的聖地。而印度心靈之旅，就是靠賣掉相機才讓他能待上好幾個月。
嬉皮旅人成為專業攝影師
正式有成為攝影師的想法，是1986年，他在巴基斯坦的旅店和一些戰地記者一起見證了砲彈點燃了夜空。至今，他依舊難忘當年那份興奮的心情，他希望將攝影結合旅行，有了這個志向，他開始和遇見的攝影師學習攝影技巧、磨練自己。
他總是在經驗中學習，包括他流利的英語也是。任何一個歐洲語言，他只要坐在咖啡廳聽著他人聊天，就可以記住。不過，不同語言體系的中文，對他而言很難，雖然他已經可以用中文溝通，但他還是說自己的中文不好。
正式成為職業攝影師前，他在泰緬邊境，跟著游擊隊進入緬甸，然而，最可怕的不是子彈，而是染上傳染病、高燒不退，原本要到日本尋找機會，卻在香港的醫院待上三個月，有一次，甚至感覺到自己凌空看著病床上的自己，那是他與死亡最近的距離。
回義大利休養後，他發表了叢林系列作品，藉著友人牽線而加入了米蘭的攝影社，開始為歐洲機構提供亞洲的影像。儘管因維生而兼作商業攝影（corporate photography），安培淂一直以來心之所向的都是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他遊歷亞洲各地，巴基斯坦、緬甸、寮國、中國等，同時他也寫文章，把圖文故事賣回歐洲。
1993 年，他第一次踏上台灣土地，是受在泰國認識的友人邀請，而後他發現台灣可作為他旅行亞洲的基地，決定留下，1996年開始，他常駐台灣也因此和的友人結下婚約。
「我剛好是在紀實攝影，從巔峰開始轉衰的時期成為攝影師。」他說。當時交通和網路不如現在便利，世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那是一個「影像」行業最興盛的時代。而後從數位相機到智慧型照相手機問世，對攝影行業帶來巨大衝擊。
國際媒體之外，他同時提供照片給台灣攝影雜誌如《大地》、《世界地理雜誌》，和至今唯一還存在的《經典》。2000 年左右，中國開始成為世界的目標，歐洲人想要看見中國社會的變化，安培淂一度因為這股熱潮，而考慮搬去上海。當時，剛好《經典》雜誌甫成立留住了他，2002年他成為創刊的全職攝影。
攝影的意義來自旅行
住在台灣25年，他每年都有大半的時間都在旅行拍照。
讓他最印象深刻的是在《經典》雜誌的NGO專題。同專題的照片中，巴基斯坦地震的照片，讓他贏得了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
他記得在紅十字會庇護所的柬埔寨女孩，家人被地雷炸死，而她僅存一隻腳，正在學習如何用義肢走路，還有一個年紀比她更小的妹妹要照顧，但是他只看見她非常專心的學習走路，那股堅毅認真。
另外同個專題中，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有剛果內戰中被訓練成殺人機器的兒童。他們被綁架進行軍事訓練，被給予酒精與菸草，因為他們需要足夠的能量去戰爭；同時，他們也在戰場上，見證同伴們的死去。
訪問時，安培得嚴守守則，避免和孩子們談論戰爭。安培淂和他們一起玩牌，與他們聊天，他察覺，正因經歷過殺戮，他們比一般孩子看起來更蒼老。「我不知道他們要花多久時間才能真正被療癒。」安培淂為他們感到難過的說。
他也遇到在戰爭中成為性奴的婦女，她們為軍團煮飯，在被俘虜時染上愛滋，婦女和她的孩子逃了出來，安培淂為她和孩子拍了照。
安培淂說，這些人生在這樣的世界，沒得選擇，「而親眼看見世界上這些悲慘，會讓你有更多憐憫心。」
他認為，紀實攝影師應該是環境的其中一份子，但又不參與其中。
政治敏感的主題中，他是記錄真實的角色。作為攝影師他看見許多人性陰暗面，看見戰爭、貧富差距，以及人類如何破壞地球。他認為攝影本身就是政治，照片呈現的故事本身就是政治的一環。
用國際化角度看台灣
九○年代來到台灣，安培淂見證了台灣社會從威權走向民主，社會的大鳴大放，景觀劇烈變化，但安培淂當時的興趣，是在東南亞那些發展更落後的國家，他謙虛說，當時與台灣相關作品，其中並沒有太多令他自己覺得滿意。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安培淂被迫停止旅行。他有足夠時間挖掘自己對台灣社會的好奇。花超過一年的時間，走訪118間廟宇，參與各個民俗活動節慶。而關於道教及民俗信仰的《出神入話》專題，讓他獲得了2021年金鼎獎首獎。
他認為台灣的道教信仰很迷人，「如果你只用迷信的角度來看台灣道教信仰，那只會看到很膚淺的部分。」他說儀式的形成，是因為歷史文化因素，你可以看見台灣社會如何演變的，又保留下來哪些傳統。
「這個系列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安培淂說。這系列作品對他的意義重大，正如他站在金鼎獎的舞台上發表得獎感言時說道—「這個獎對我很有意義，因為台灣是我家。」
攝影是生存方式 旅行為探索自我
「你要知道，八○年代出國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回想著過去的旅途總是充滿未知，等好幾個小時搭上貨車移動，花上好幾天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非法進入。
如今，隨著基礎建設的完善和交通的便利性，旅行已不如過去有挑戰性，但他自己，隨著經驗增加，也有了轉變，他發覺自己開始在旅行中尋找不一樣的東西。
「過去我在旅行中探索世界，現在的旅行，我從中探索自己。」安培淂說。他越是旅行，越把自己當作一張白紙，這是他的改變、過去他會預期當地有什麼正在等待著他，現在他更倚靠感官直覺，以及與人交流，並發掘自己的本質。
而以世界為家的他，不願為自己畫上任何標籤，「旅行是我的學校。你必須要到許多地方看過許多人，你才有更大的眼界。而我所看到，認同總是一切問題的根源。當你畫出族群就開始產生對立。」安培淂說。
攝影是讓他豐富閱歷的生存方式，如今，他持續用攝影之眼，享受人生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