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楊力州三個字幾乎等於「紀錄片」代名詞。訪問當天,他留著一頭長髮,他說:「本來因疫情沒出門就不剪,結果媽媽居然說很好看,因為我是很聽媽媽話的人,就不敢剪了。」這位熱愛拍著邊陲題材的楊力州,自稱很有服從性格。
楊力州很會拍紀錄片、很常入圍金馬獎、更是台灣最多產的紀錄片導演,偶爾會出現在自己的電影跟受訪者互動,也會用第一視角擔任旁白,他喜歡問問題、更會說故事,談吐間常常微笑著說出一個很殘酷的事實,這衝突感也正是他的影片風格,總是溫和敘述讓人產生憤怒情緒的故事。
因憤怒而拍 幻化溫和電影語言
紀錄片可以改變被攝者的生活嗎?往往是大哉問,也是紀錄片工作者最常走心的一環。
楊力州用一貫的溫暖說著:「我希望每個題材,光聽到、想到就會憤怒,憤怒是好重要的動力,我對每個題材都充滿憤怒,只是憤怒他不會被我轉譯成影片的語法,背後的那個動念本身都是很憤怒的」有點違和,但可以理解。
楊力州找尋紀錄片題材時通常是邊陲、被忽略的。
《奇蹟的夏天》是一群花蓮踢足球的阿美族國中生,試圖在台灣這片足球沙漠中找到人生方向;《拔一條河》是甲仙國小拔河隊和當地居民,經過八八風災,面對大自然摧殘後的如何重生;《紅盒子》談的到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長子陳錫煌,講述布袋戲傳統技藝凋零的無奈與對父親複雜的情感。
關於這些背後的憤怒,楊力州通常在影片裡都很溫柔的呈現,循循善誘的帶著觀眾去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議題,他認為自己是個很服從體制的人,而他的叛逆往往在影片裡傳達出來。
但就在拍《紅盒子》時,單純用憤怒說故事的平衡,頓時傾倒了。
與憂鬱症共處 聊出來更有幫助
《紅盒子》拍了10年,題材從傳統布袋戲技藝的消逝漸漸轉往更吸引他的父子關係,希望藉由別人的故事,紓發自己的感受,反思自己和父親的關係。
「我的父親很希望我成為畫家,我從小是被培養成為一個畫家的,一般人從小是用彩色筆,我沒有耶,我一開始就是畫人物肖象素描這種的。這很特別大部分人都希望小孩不要走藝術這條路,但因為他很喜歡這個領域,所以某種程度上的確把期待放在孩子身上。」
就在作品完成的倒數前兩年,楊力州發現自己脾氣變得特別暴躁,就像孩子只是沒刷牙,卻罵得像犯了罪一樣。
當時他以為自己只是面對創作上的壓力,但在送孩子上學途中,途經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他回憶道:「那邊很多砂石車,竟然萌生要不要就此結束的念頭,可是理智阻止我,就這樣一路哭著回家。」這趟崩潰,讓他發現嚴重性,看了心理諮商幫助不大,轉而求助精神科,他決定用藥物控制,「我一開始有點抗拒,因為曾有親人吃抗憂鬱藥物,反應變慢的經驗,但我又是很遵從權威的人,所以醫生這樣要求的時候,我知道得吃又怕自己變笨。」
就這樣,楊力州談著與憂鬱症共處6年的心得,講出來,相當於更接受憂鬱症這個事實,他說:「隔了兩年多我才願意跟人家講,我覺得我知道我講是有好處的,我每講一次對我去接受這件事情是有加分的。」
在這之前,拍攝其他的紀錄片,楊力州也曾有無能為力、不曉得是否幫到記錄片中主角的沮喪情緒,他說拍攝「紅盒子」時的狀況,並不能全歸究於父親的期待,也絕非單一的事件,只能說人生會有不同階段的火藥庫,平時都會藏好,但剛好某件偶發的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引爆。
不過,在這之後,用鏡頭紀錄別人的同時,他也開始意識到,紀錄片主題與自己內心的映照。
征戰南北極 曾動念不回來了
回憶起2018年底,遊戲橘子主辦的「前進南極點」冒險行動,他語出驚人的說出:「我也曾經想過不要回來了。」
在「前進南極點」計劃中,楊力州受邀擔任拍攝團隊,儘管2008年曾跟著遊戲橘子拍攝《前進北極》,相較於北極在海上,走在加上積雪等同於玉山高度的南極大陸上,面對高原反應,以及用昔日極地遠征隊規格,挑戰人類最未知區域,他才知道自己有恐慌症,曾兩度想在沒有裝備情況下衝出帳蓬。
隊伍中5位選手包括遊戲橘子執行長劉柏園、超馬選手陳彥博、藝人宥勝等人,陳彥博用豐富經驗訓練這群冒險「素人」。不過,談到這段過往,楊力州也用一貫冷面笑匠口吻開玩笑:「好險宥勝第二天就崩潰了,不然我會先崩潰,因為他崩潰我就有題目可以拍了。」
當時前進南極點的紀錄片內容,由Discovery頻道先行播出。而楊力州也還正在如火如荼剪輯他的版本,「我想要一開場的畫面是寫遺書」、「我還想要在白茫茫的南極大陸背景裡放上金剛經」,因為在2500年前,佛陀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穿衣服、好好吃飯、好好走路,這跟我們每天在南極做的事情不是一樣嗎?
「硬漢題材怎麼可以用寫遺書開場呢?」楊力州當時的想法,觸發了些疑問,但他不這麼認為「因為承認脆弱也是勇敢的一種。」
走成功路線 內心懸念殉難故事
楊力州解釋,這次台灣5個人組隊是仿效1911年,第一批抵達南極點的挪威隊伍「阿蒙森南極探險隊」,但其實,當年有另一支由勞勃史考特領軍的英國隊,晚了一個月抵達南極點,卻在回程中全數罹難,直到隔年8月才被發現。
有趣的是,回來後更吸引的他是第二名的路線,進行田調時,楊力州閱讀大量英國隊的三本日記,最後一本是在抵達南極點後所寫的,「雖然沒有寫到任何相關詞彙,可是我覺得他根本不想活著回來。」楊力州想著,以當時大英國協日不落帝國的地位,輸給小國挪威回國肯定無顏對江東父老,與其面對回國後的訕笑與謾罵,不如以悲劇英雄般地死去更能留下名聲。
楊力州激昂地說著:「對我而言那日記就是藝術,他最後的詩詞!」於是他希望自己的紀錄片版本,就要呈現這樣的風格。
「我曾經想過不要回來了。」為什麼這麼能感同身受史考特的意念?也是楊力州內心對於外界期待的投射。
我對母親是很依戀的
電影《愛別離苦》的拍攝,正是從南極回來後,片名來自佛經中提到人生中有八種苦,除了常聽到的「生老病死」以外,「愛別離」也是八苦之一
過去習慣拍攝男性題材的楊力州,這回卻在新作品轉性了,《愛別離苦》原本也是以男性角色為主,拍的是六組在桃園龍潭廢棄的第一市場,透過年輕人重生改建成為文創市集「菱潭街」。
與當地人相處過程中,楊力州發現有個同志獨立書店,由兩個女生家華、陳喵開設,平常有正職工作的她們,常將店舖交由家華的母親顧店,楊力州說:「有一天我們拍著拍著,家華媽媽突然臉一沉跟我說,『導演你會不會覺得她們不正常?』」這個問句,讓楊力州腦中響起了命運交響曲的“登登登登”!
依著多年經驗與直覺,攝影師趕緊拿起機器,楊力州繼續和書店老闆母親聊著,她說「外面掛一個彩虹旗,我好討厭那個旗子。」楊力州問她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她回答「我知道啊,同志啊!」於是意外的角色躍然而出,楊力州決定斷捨離,原本拍的男性角色通通消失,主角人物徹底翻盤。
「我突然發現我的靈魂是個女的」,乍聽以為是個出櫃宣言,事實上,是楊力州意識到自己內在有很女性柔軟的一面,來自對母親的深深依戀「我母親是傳統到不行犧牲自己,沒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主張這樣子的台灣女性。」
透過拍片又發掘了更深層的自己。面對《愛別離苦》的六組女性主角,楊力州說:「這些女性不平等被對待,社會怎麼對待他們,這些對於女性的傷害,對我而言都是很巨大的憤怒。」
楊力州說:「和生老病死比起來,跟摯愛的家人朋友別離這種苦痛一點也不遜色,我從南極回來以後也還沒辦法整理好。」
於是曾形容過自己「沒辦法說再見」的楊力州,一如感同身受在南極殉難的史考特求死情懷,映照自我內心的生死與別離,將成為他接下來人生創作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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