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力州很會拍紀錄片、很常入圍金馬獎、更是台灣最多產的紀錄片導演，偶爾會出現在自己的電影跟受訪者互動，也會用第一視角擔任旁白，他喜歡問問題、更會說故事，談吐間常常微笑著說出一個很殘酷的事實，這衝突感也正是他的影片風格，總是溫和敘述讓人產生憤怒情緒的故事。
因憤怒而拍 幻化溫和電影語言
紀錄片可以改變被攝者的生活嗎？往往是大哉問，也是紀錄片工作者最常走心的一環。
楊力州用一貫的溫暖說著：「我希望每個題材，光聽到、想到就會憤怒，憤怒是好重要的動力，我對每個題材都充滿憤怒，只是憤怒他不會被我轉譯成影片的語法，背後的那個動念本身都是很憤怒的」有點違和，但可以理解。
楊力州找尋紀錄片題材時通常是邊陲、被忽略的。
《奇蹟的夏天》是一群花蓮踢足球的阿美族國中生，試圖在台灣這片足球沙漠中找到人生方向；《拔一條河》是甲仙國小拔河隊和當地居民，經過八八風災，面對大自然摧殘後的如何重生；《紅盒子》談的到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長子陳錫煌，講述布袋戲傳統技藝凋零的無奈與對父親複雜的情感。
關於這些背後的憤怒，楊力州通常在影片裡都很溫柔的呈現，循循善誘的帶著觀眾去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議題，他認為自己是個很服從體制的人，而他的叛逆往往在影片裡傳達出來。
但就在拍《紅盒子》時，單純用憤怒說故事的平衡，頓時傾倒了。
與憂鬱症共處 聊出來更有幫助
《紅盒子》拍了10年，題材從傳統布袋戲技藝的消逝漸漸轉往更吸引他的父子關係，希望藉由別人的故事，紓發自己的感受，反思自己和父親的關係。
「我的父親很希望我成為畫家，我從小是被培養成為一個畫家的，一般人從小是用彩色筆，我沒有耶，我一開始就是畫人物肖象素描這種的。這很特別大部分人都希望小孩不要走藝術這條路，但因為他很喜歡這個領域，所以某種程度上的確把期待放在孩子身上。」
就在作品完成的倒數前兩年，楊力州發現自己脾氣變得特別暴躁，就像孩子只是沒刷牙，卻罵得像犯了罪一樣。
當時他以為自己只是面對創作上的壓力，但在送孩子上學途中，途經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他回憶道：「那邊很多砂石車，竟然萌生要不要就此結束的念頭，可是理智阻止我，就這樣一路哭著回家。」這趟崩潰，讓他發現嚴重性，看了心理諮商幫助不大，轉而求助精神科，他決定用藥物控制，「我一開始有點抗拒，因為曾有親人吃抗憂鬱藥物，反應變慢的經驗，但我又是很遵從權威的人，所以醫生這樣要求的時候，我知道得吃又怕自己變笨。」
就這樣，楊力州談著與憂鬱症共處6年的心得，講出來，相當於更接受憂鬱症這個事實，他說：「隔了兩年多我才願意跟人家講，我覺得我知道我講是有好處的，我每講一次對我去接受這件事情是有加分的。」
在這之前，拍攝其他的紀錄片，楊力州也曾有無能為力、不曉得是否幫到記錄片中主角的沮喪情緒，他說拍攝「紅盒子」時的狀況，並不能全歸究於父親的期待，也絕非單一的事件，只能說人生會有不同階段的火藥庫，平時都會藏好，但剛好某件偶發的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引爆。
不過，在這之後，用鏡頭紀錄別人的同時，他也開始意識到，紀錄片主題與自己內心的映照。
征戰南北極 曾動念不回來了
回憶起2018年底，遊戲橘子主辦的「前進南極點」冒險行動，他語出驚人的說出：「我也曾經想過不要回來了。」
在「前進南極點」計劃中，楊力州受邀擔任拍攝團隊，儘管2008年曾跟著遊戲橘子拍攝《前進北極》，相較於北極在海上，走在加上積雪等同於玉山高度的南極大陸上，面對高原反應，以及用昔日極地遠征隊規格，挑戰人類最未知區域，他才知道自己有恐慌症，曾兩度想在沒有裝備情況下衝出帳蓬。
隊伍中5位選手包括遊戲橘子執行長劉柏園、超馬選手陳彥博、藝人宥勝等人，陳彥博用豐富經驗訓練這群冒險「素人」。不過，談到這段過往，楊力州也用一貫冷面笑匠口吻開玩笑：「好險宥勝第二天就崩潰了，不然我會先崩潰，因為他崩潰我就有題目可以拍了。」
當時前進南極點的紀錄片內容，由Discovery頻道先行播出。而楊力州也還正在如火如荼剪輯他的版本，「我想要一開場的畫面是寫遺書」、「我還想要在白茫茫的南極大陸背景裡放上金剛經」，因為在2500年前，佛陀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穿衣服、好好吃飯、好好走路，這跟我們每天在南極做的事情不是一樣嗎？
「硬漢題材怎麼可以用寫遺書開場呢？」楊力州當時的想法，觸發了些疑問，但他不這麼認為「因為承認脆弱也是勇敢的一種。」
走成功路線 內心懸念殉難故事
楊力州解釋，這次台灣5個人組隊是仿效1911年，第一批抵達南極點的挪威隊伍「阿蒙森南極探險隊」，但其實，當年有另一支由勞勃史考特領軍的英國隊，晚了一個月抵達南極點，卻在回程中全數罹難，直到隔年8月才被發現。
有趣的是，回來後更吸引的他是第二名的路線，進行田調時，楊力州閱讀大量英國隊的三本日記，最後一本是在抵達南極點後所寫的，「雖然沒有寫到任何相關詞彙，可是我覺得他根本不想活著回來。」楊力州想著，以當時大英國協日不落帝國的地位，輸給小國挪威回國肯定無顏對江東父老，與其面對回國後的訕笑與謾罵，不如以悲劇英雄般地死去更能留下名聲。
楊力州激昂地說著：「對我而言那日記就是藝術，他最後的詩詞！」於是他希望自己的紀錄片版本，就要呈現這樣的風格。
「我曾經想過不要回來了。」為什麼這麼能感同身受史考特的意念？也是楊力州內心對於外界期待的投射。
我對母親是很依戀的
電影《愛別離苦》的拍攝，正是從南極回來後，片名來自佛經中提到人生中有八種苦，除了常聽到的「生老病死」以外，「愛別離」也是八苦之一
過去習慣拍攝男性題材的楊力州，這回卻在新作品轉性了，《愛別離苦》原本也是以男性角色為主，拍的是六組在桃園龍潭廢棄的第一市場，透過年輕人重生改建成為文創市集「菱潭街」。
與當地人相處過程中，楊力州發現有個同志獨立書店，由兩個女生家華、陳喵開設，平常有正職工作的她們，常將店舖交由家華的母親顧店，楊力州說：「有一天我們拍著拍著，家華媽媽突然臉一沉跟我說，『導演你會不會覺得她們不正常？』」這個問句，讓楊力州腦中響起了命運交響曲的“登登登登”！
依著多年經驗與直覺，攝影師趕緊拿起機器，楊力州繼續和書店老闆母親聊著，她說「外面掛一個彩虹旗，我好討厭那個旗子。」楊力州問她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她回答「我知道啊，同志啊！」於是意外的角色躍然而出，楊力州決定斷捨離，原本拍的男性角色通通消失，主角人物徹底翻盤。
「我突然發現我的靈魂是個女的」，乍聽以為是個出櫃宣言，事實上，是楊力州意識到自己內在有很女性柔軟的一面，來自對母親的深深依戀「我母親是傳統到不行犧牲自己，沒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主張這樣子的台灣女性。」
透過拍片又發掘了更深層的自己。面對《愛別離苦》的六組女性主角，楊力州說：「這些女性不平等被對待，社會怎麼對待他們，這些對於女性的傷害，對我而言都是很巨大的憤怒。」
楊力州說：「和生老病死比起來，跟摯愛的家人朋友別離這種苦痛一點也不遜色，我從南極回來以後也還沒辦法整理好。」
於是曾形容過自己「沒辦法說再見」的楊力州，一如感同身受在南極殉難的史考特求死情懷，映照自我內心的生死與別離，將成為他接下來人生創作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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