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訪問先約在台北車站會合，紀錄片《時代革命》裡面，街頭巷戰、火光四射、水柱強灌，穿著黑衣叫囂著、奔跑著的人們，與台北街頭日常的街道人群，形成了兩幅天差地別的景象。
應約的時候，他穿得全身白色，還染了頭髮。他說，在台灣沒有了對顏色的顧忌。因為白色，還有他最喜歡的藍色，在香港代表的是反民主陣營。過去生活裡無處不是革命，一點喘息也沒有。
他是《時代革命》電影裡面出現的「爸/ 三十二歲/ 業務經理」，黑影裡的藏鏡人。10年媒體人，再到廣告電影的企劃業務經理，他沒想到有一天會移居台灣，甚至以這樣特殊的身份成為電影主角。
串起《時代革命》的核心人物
不若移居台灣的香港抗爭者多傾向低調、迴避，他說自己會接受訪問，「因為有些事總是要有人來做」，他說，「我知道新聞及歷史對一場運動、一個社會的進步有多麽重要，我選擇承接這個角色。很多人不願意、不敢受訪，我是媒體人出身，我知道怎麼拿捏，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當紀錄片放映結束時，觀眾總是氣氛沈重，還讓某些人泣不成聲。那些為香港前途自由民主而戰的年輕人，真實現況除了死亡、被關在牢裡，其他則是流亡異鄉。阿爸在放映結束後，對身在香港的導演周冠威喊話道「對不起，我比你懦弱」因他已來了台灣。
阿爸是電影中第六章的主角，他和在街頭上認識的年輕「仔女」們，組成一個「家庭」，相互扶持。而他們的故事，正代表了整場抗爭中創造的許多人與人的緣分。
阿爸笑說，這個紀錄「暴民家庭」犯罪事蹟的故事，是整部片裡面最有愛、最溫馨的那一章，「整部片很激烈、血肉模糊，觀眾看了內心忐忑，壓力很大，很辛苦，我們的章節讓大家緩一緩氣，讓人知道原來抗爭裡面也會有一點點的愛。」
「這很浪漫。」他說。
說起自己的遭遇，如他在電影訪談裡說：「我們穿起裝備時認得大家，但脫下裝備之後未必認得」。阿爸把顛沛流離的悲哀，理解成萍水相逢的浪漫。脫下黑色面罩裝備，原來大家早已見過，卻不知道彼此是誰。
這部紀錄片的最初，阿爸號召受訪者去找周冠威，其實他們從沒見過面，彼此是透過 Telegram 認識，片中的主角「蛇仔、Nobady、 I don’t know、 阿媽、陳伯」，都是由他引介給導演的。
回顧 2019 年，兩百萬人的和平遊行，演變成警民暴力衝突，那一年將這些人的命運捆綁在一起。阿爸說，「有人稱那年反送中修例風波，在我眼中是光復行動，因為是我們發現香港很多問題，我們要將他光復回來。」
香港人怎麼如水一般戰鬥？
他說上街頭的原因，「我（的理由）很簡單，道理在我們這邊，你（政府）聽不下，我們就用人群的力量讓你知道，我們不是少數。」正如，2019 年 6月，兩百萬人上街頭抗議，就是這個道理。
過去，他就參與過社會運動，從菜園村事件（註一）、反國教運動（註二）、到香港電視牌照換發事件的集會（註三）等，他見證香港一國兩制崩壞的過程。但他說，真正令人「動手」則是雨傘運動，當民主「普選」被中方有條件地框架住，沒有後路。
雨傘以後，香港經過一個沈睡期，2014 年以後到2019年的五年時間，街頭相對安靜，這期間「一地兩檢」（註四）、「國歌法」（註五）通過，人們對政治有很大的無力感，而就是那段沈寂，醞釀出爾後人民的反抗能量。
阿爸認為，2019 年的行動在當時能夠成功，不過就是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稱自己起初是「浮游生物」，街頭發生各種事情，他看到哪裡有需要幫忙就上前去，隨時改變角色，十分靈活。當時隨著情勢演變，逐漸的，抗爭者們間出現有如軍隊一般的合作：有人澆熄催淚彈、有人站哨觀察情勢、有人拿盾牌擋橡膠彈、有人在網上調度人力、有人在丟汽油彈、有人在救護，自動形成了不同的崗位，猶如軍隊中不同的「兵種」。
那時盛行「和勇不分」的說法一一過去，香港有所謂支持「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與支持「勇武」（武力抗爭）的兩派人長時間的對立，許多人將此歸咎為導致民主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
但阿爸認為，當人們在提「和勇不分」時，事實上就是在區分你我，他說。「我在後勤的時候很『和理非』，在前線的時候很『勇武』，要怎麼定義我呢？我從來不認同和理非、勇武這一種分別方法，我眼中只有前線、後勤。」
如阿爸所說，找到自己角色，以各自的方式進行，自己可以發起行動、也可以跟隨他人行動，使這場抗爭「如水」（Be Water）般自如流動、「敵進我散、敵退我聚」，沒有主導者、隨時發生、沒有所謂的結束，讓革命存於生活各個層面。
在時代巨輪中成為「爸爸」
至於阿爸是如何找到「爸爸」這個作戰位置呢？他在「浮游」的過程中，在一次與警方對峙的前線，發現沒有裝備的幾個小女生站在自己前面，便脫下安全帽給其中一人，接著把她們拉到自己後面。
他意識到街頭上，有很多年輕、不懂保護自己的抗爭者，阿爸就與街頭認識的夥伴「阿媽」合作，提供庇護居所給這些有如「仔女」的弟妹，組成一個家庭。不僅是生活，爸媽也在行動、思想上引導他們。阿爸笑說，其實以自己的歲數，最多也是被叫哥哥，但一個假爸爸，扮演久了，也就成為真爸爸了。
這也反映他的家庭背景，他說，「我從小就不是跟我原生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我不知道家人是什麼概念。家人只是身份，但真正的關係是互動出來的，互動比身分還要重要。」
逃出香港理工大學是他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當時，理大裡抗爭者被警方圍困，他讓子女走不同路線，他從7公尺高天橋借游繩躍下，一旁警察攻勢近逼，另一邊是來接應的車隊。夥伴們即使受傷也要拖著身體跑向200公尺遠的接應車。
歷經危險，阿爸認為沒有所謂的「犧牲」。他說時代革命，是整個世代的人一起改變時代巨輪，許多很大的力度才可能鬆動原本的體制，「所以這時候，一就是全，全就是一，我們已經沒有自己，有的就是想要它改變的意志。我們就是一體的。所以並沒有我要拼我的老命、犧牲自己的想法，因為我們沒有自己了。」他說。
理大事件過後，有些仔女被警方抓住，他說自己有很深愧疚，常想著是否是自己的決定害了他們，同時，剛來到台灣的他也很迷惘，找不到存在感。
我不是逃兵，而是轉換了兵種
直到在台灣看完紀錄片，特別是看到家庭中其他人的訪問，他自己才獲得解脫，透過他人的話，肯認了自己過去所做的事情。 他也才明白，在台灣還可以影響更多的人，雖然位置不一樣，也是繼續跟極權抗爭的方式。「這樣我就不是逃兵，我是兵種的轉換。」
「在香港裡面的香港人，他們想飛，但是飛不出來，就像在一個鳥籠裡。我們要做的事是給他們一點希望，如果完全沒有希望那什麼都不能做，只要有一點點希望就好。」
他說，香港人還可以影響世界上很多的人，像是許多世界上的社會運動，也是受到香港人的啟發。同時，近來，他看到烏克蘭人在烏俄戰爭中鎮守家園、以小搏大，他覺得香港人還是有希望的。
過了這一關，無堅不摧
從香港到台灣兩年多，初期，阿爸除了心理上的不安穩，還面臨最實際的就業困難。而後，他回到媒體業，做著自己最擅長的事，生活才穩定下來。就在今年初，他終於在左手臂內側刺下一直支撐著他走過來的那一句話：「過了這一關，我無堅不摧」。
「我現在就是已經過很多關，但我是不是真的無堅不摧呢？我不覺得是。」
「但我現在可能從地獄第十八層爬到第十六層，這樣就很棒了啊。」阿爸總是講到苦處，又露出招牌虎牙，展開燦爛的笑容。
阿爸受訪這天，是在西門町的沙田冰室，來到這的客人多半是香港人，周圍是嘈雜的廣東話。阿爸講到激動處時，一揮手把桌上港式奶茶弄翻，染污了他身上半邊的白色衣褲。「抱歉，當太吵雜，這種事情就會發生。」他說。
而紀錄片裡香港的嘈雜，是示威者敲打著器具、面對警察進逼眾人的喊叫，震耳欲聾。
「我是爸爸，已經回不去了，就像是我剛剛那一條褲子，被潑髒了，怎麼洗也回不去了。我的血，流過抗爭的血，回不去了。」阿爸說。他相信他會回到香港，光復的香港。
更相信「這片土地，我一定可以回去。」他說。
註一：
菜園村事件：2009年因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興建，菜園村遭受拆遷，抗爭者經歷遊行示威、苦行絕食、撥款包圍立法會抗爭事件，總共歷時8年。最後高鐵啟用、村民入住新村。
註二：
反國教運動：2012年香港政府擬在國中小納入國民教育科，被認為是灌輸學生愛國內容，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等人組織發起社會運動，反對教育洗腦，當時成功擋下政府政策。
註三：
香港電視牌照事件：2013年香港政府發放免費電視牌照，無理由否決其中之一香港電視網路的申請，民眾認為審核過程不透明、政治力介入、打壓言論自由，而組織集會遊行。
註四：
一地兩檢：高鐵西九龍站內實施一地兩檢，意即在站內劃分「內地口岸區」，在站內和列車車廂內都屬於地口岸區的範圍，引發破壞一國兩制的爭議。
註五：
國歌法：過去足球運動賽事中，香港隊球迷因政治因素，與中國隊球迷發生衝突，曾有噓國歌事件。2020年法條頒布，若未依照要求演奏甚至竄改中共國歌內容，將面臨三年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