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阮國非母親時，你會感受到很巨大的悲傷，再問什麼都是多餘的。根本不想再問。除了問不下去，就是其實也不應該再問。」金馬執行長聞天祥曾形容《九槍》是他今年看過「最痛苦」的電影。但對導演蔡崇隆來說，他概括承受了更多旁人無法體會的痛苦。
這不是蔡崇隆第一次遇到悲傷的場景與受訪者，出身司法記者的他，拍過《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不管是蘇建和案、或盧正案，總有是非題、有雙方悲傷的家屬。只是對於蔡崇隆來說「記錄悲傷是不夠的，他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一切的起點來自於好奇心、想解謎，如同阮國非案在2017年發生時，只見責怪警察、責怪移工二元對立論點，爭議不休，蔡崇隆只想問：「他是被子彈打死的，但殺死他的真的是子彈嗎？」
不過，拍《九槍》這部片，不是要為阮國非平反，也不是要為阮國非家人爭些什麼？蔡崇隆只想知道警察為什麼要開這麼多槍？但當疑問無法得到滿意答案，他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把疑問帶出來。
只是，台灣人眼中似乎再單純不過的移工拒捕、警察開槍的新聞事件，怎麼會讓蔡崇隆有這麼大的疑問，大到想拍一部紀錄片來調查？這就要先將時間往前推移。
在中正大學教書，蔡崇隆這十年來與妻子阮金紅一起拍新移民的故事，過去多以人物故事、逃跑移工為主，但與其說因為另一半是新移民而拍，更精確的是，他因另一半逐漸融入新移民社群，了解外界因移工刻板印象而生的疑問與背後原因。
於是熟悉逃跑移工脈絡的他，看到了新聞媒體中的阮國非案，覺得太不尋常，因此有了好奇心，起初構想是希望透過調查、訪談，以戲劇重演阮國非被開槍的過程，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呈現結構性問題，但在偶然機會下，他拿到了事發當天的密錄器影像，才發現過程，跟外界想像的完全不同！
關鍵影像出現 不拍好像會良心不安
20幾分鐘的影像，蔡崇隆看完，發現社會爭論用槍時機、比例原則完全偏離重點，他甚至認為，只要看了密錄器動態畫面，觀眾自有定論問題出在哪裡。只是2017年時，媒體拿到的密錄器畫面皆是截圖，沒有辦法動態的展現全貌。
「本來我還有點沒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做出來？要不要把這個片子做出來？可是看到密錄器內容我就覺得，好像一定要把它做出來，不然好像會有良心不安。因為能看到那完整畫面的人，沒有幾個。」
蔡崇隆原本想像，是阮國非做了什麼動作攻擊對方，當事人才會開那麼多槍，但畫面的呈現，跟自衛沒有關係。幾乎就是事發經過的全程影像，可以看到阮國非在警察對面，那九槍是怎麼開的；中槍以後，他躺在地上的狀態，警察的情緒狀態，以及第二批、第三批抵達的十幾位警察、民眾與救護車的處置情況。
儘管蔡崇隆多少也明白，台灣對移民移工的心態，但看完了影像，他仍沒辦法理解，現場人們的反應。「簡單來說就是，台灣社會不了解的移工集體心理，然後莫名的害怕，幾種想法結合在一起，也因為那樣的集體心理反應，造成延誤就醫。」
這是一個反應出社會對移工集體漠視或無視的事件，也是為什麼在阮國非案中，蔡崇隆不以過去熟悉的人物故事敘事，他認為這不是支持警察或移工就能解決的問題，現場有警察、副所長和民眾，但阮國非還是死亡了，沒辦法用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只能說是法令、制度，還有社會心理，幾個層面加起來的結構性問題。
相較於媒體沒時間特別追查，蔡崇隆心裡想著，他用教書的空檔或寒暑假一步一步去做，時間換取空間，一定要把它做完。他也開玩笑：「聞（天祥）老師說，這是他們今年看得最痛苦的一部片，我心裡想說，你是一次痛苦，我痛苦了4年，因為剪接，要前後不斷反覆看密錄器啊。」
除了情感上的痛苦衝擊，蔡崇隆也不免得面對無力感。「人家稱讚你的作品，你可能會開心，但這部作品跟過往不一樣，像蘇建和案，主角沒有死亡，還獲判無罪，反而比較像盧正案，主角已經不在了，所以我的心理狀態其實滿多無力感。想了解死者、他的心聲，這部分困難度滿高的。」
奇幻時刻相助拍片 入圍超乎想像
儘管當初拍《九槍》時，蔡崇隆就打算把片子規格拉高，但申請國藝會補助得到第一桶金、燒自己的收入，經費仍不夠，不過，一路有貴人相助，還發生了些「奇幻時刻」，在越南取得若不是機緣拍不到的畫面，更讓他更覺得過程有無形的手在推動。
因此，入圍金馬獎，對他來說幾乎是超乎想像。一來是覺得能完成已經算是不錯；二來是移工議題從來沒有進入過主流影展的論壇中。
「比較邊緣的議題，這樣就可以了，是否得獎，我沒有太大的負擔，也覺得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目的。因為參加影展，會有一定場次，就算沒有得獎，也會對希望被看到的主題，有一些幫助。」
儘管蔡崇隆相當有自信，還說觀眾如果有好好看片，應該就會跳脫二元對立的觀點。但他也從不期待，紀錄片完成後，有什麼現況的改變。
如果看了有感覺 你想做什麼
不對紀錄片與自己期待過高，蔡崇隆分享其中心態的差異，一般影像工作者因為影像工作，開始關心某些事情；但他卻是因為關心某些事情，想讓更多人知道自己的觀點，或是主角心酸而拍。
「不可能等紀錄片拍了才會改變，而且如果看了紀錄片，就會改變的話，那是早期傳播理論裡面的『子彈論』，這個不合理。我對紀錄片的認知是，它絕對不可能是贖罪券，片子能不能造成影響，要看它自己的生命。」
對於完成的紀錄片希望改變些什麼，蔡崇隆從來沒有壓力，所以他也會讓被拍的人知道，拍攝只希望盡量記錄，讓心聲能被表達就好，避免對方過度期待能夠因此被拯救。所以有時映後會觀眾提問類似的問題，他也會反問，「你看的感覺怎麼樣？如果有感覺，你有沒有想做什麼事？」
很難想像，蔡崇隆一再將自己投入耗時費工的紀錄片中，只為了滿足好奇心，而盡量做好紀錄。不過，這一切的付出，也不是沒有回饋，只是時間拖得比較長
其實蔡崇隆在最在意是，拍完片後，人們還有什麼能做的。「《島國殺人紀事一：蘇建和案》或《奇蹟背後》，成為運動團體入門教材，播給剛起步的志工看，讓他們快速了解事件。」而新移民、移工部分，他們則在民雄成立類似NGO的「越在嘉文化棧」與「聽你說平台」，提供法律、心理與公衛諮詢。
從拍片到社會服務，蔡崇隆只想持續的「關心」。就像國藝會其中一位評審曾問，「你已經拍過《再見可愛陌生人》的移工議題，難道都沒有改善嗎？」蔡崇隆毫不猶豫的說「就是沒有改變我才要繼續做呀。」
不過，他想做的不是用紀錄片教育，而是提供思辨。因此，即便知道阮國非母親談著最小的兒子淚流不止，以及拆掉靈位時，孩子似乎又死過一次的悲傷畫面，觀眾一定會有感覺，但他還是做出了困難的選擇，克制自己不放進片中。
一切起於，他看的是未來，入圍帶來的聲量已是相當大的收獲。而《九槍》也真的創造記錄，奪下第59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獎，接下來蔡崇隆還會以用與眾不同的方式，走進人們心裡。
